“自黄帝使隶首作数，至汉《九章算术》，唐《缉古算经》，宋《数书九章》，我华夏算学一脉相承，博大精深。”
“今弃祖宗精微之术，转习蛮夷符号，犹弃珠玉而取瓦砾，智者不为也……”
文章接着列举筹算、珠算之妙，痛陈泰西数字之陋，无阴阳之辨，缺方圆之象，不过是商贾逐利之小道，登不得大雅之堂。
此文一出，洛阳纸贵。
三日后，八月十八，反驳文章便登载了出来，《算学本无华夷之辨，实用方为天下公器》，作者署名“科学院教习程大位”。
文章写得很是直白：“今有匠人造屋，旧法需三十日，新法二十日可成。”
“有账房核账，旧法易错，新法简明。”
“若因‘华夷’之见而拒便利，犹如因噎废食。”
“且所谓泰西数字，实源自天竺，经大食传入欧罗巴，本为天下公器，何来蛮夷之说？”
程大位更举实例：“军器局采用新式记账法后，物料损耗查明率提高五成，天津市舶司改用泰西算码货单，通关时辰缩短三成，此皆实实在在之利，岂可因虚名而弃实益？”
两篇文章，针锋相对。
随后数日，投书如潮水般涌来。
保守派阵营中，最犀利的当属翰林院编修宋权的《三问新政书》：“一问曰，重工商而轻农桑，若逢灾年，粮从何来？二问：允商贾参政，若其以财贿官，朝纲何存？三问：改十恶、松礼制，若民不知畏，法何以立？”
这篇文章引来了商部右侍郎来复的回应。
来复以自家经历为例：“陕西来氏，五代经商，亦五代读书。”
“万历四十四年，某中进士时，家父言：‘商道通有无，儒道明义理，二者本可兼济’。”
“今商部之设，非为抬商贬士，实因时势所需，大明岁入四成来自工商，若无专衙管理，岂非视巨利而不顾？”
来复更反问：“若言商贾必奸，则士人皆贤乎？”
“嘉靖年间严嵩贪墨，万历年间张四维之祸，岂是商贾所为？德才高低，在个人修养，不在出身行业。”（张四维这事儿看前面，韩爌那一段）
辩论迅速升温。
八月二十，一篇《论道器之序不可乱》的文章引起轩然大波。
投书者是江南大儒刘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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