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清大学经济学院答辩会议室。
九月中旬，秋阳透过高大的玻璃窗斜斜洒进屋内。长条答辩桌铺着深绿色桌布，五位答辩委员会教授依次坐定，记录簿、钢笔一字排开。后排坐满旁听的学生、教研室同门，小亮也挤在人群里，手里攥着笔记本。
顾海婴一身干净的白衬衫，坐到答辩人席位。
正式博士答辩，不同于教研室内部预演，仪式感重，提问也兼顾学术严谨与政策现实。
答辩主席抬手示意。
“开始吧。”
顾海婴点开投影，从容开始陈述。
整篇汇报，删去冗余的理论堆砌，把重心放在三次实地调研获取的一手案例。从沪上外贸作坊，苏南改制老厂，再到津门试点的走访记录，一桩桩企业境遇，一组组对比数据，条理清清楚楚。
二十分钟陈述完毕。进入委员提问环节。
接连两个问题，针对样本选取、统计口径，顾海婴都应答得干脆利落，引用访谈原始记录和台账一一佐证。
轮到年纪最长的老教授，问题依旧锋利。
“你的研究反复提醒外资开放要设边界，现实当中，边界该怎么拿捏？尺度松一分容易失控，紧一分又容易被扣上保守的帽子。纸上谈边界容易，实操该如何落地？”
屋子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向台上。
顾海婴略微前倾身子，没有空泛讲大道理。
“老师，尺度没办法靠一套固定公式算出来。我在江南跟工厂厂长、小作坊老板聊过很多次，真正可行的边界，是要向下看。”
“第一，设立前置评估机制，项目落地之前，不光算税收、就业这些宏观数字，也要调研本地配套小微企业会不会遭受毁灭性挤压。
第二，设置动态观察期，试点不是一锤子签字，运行一到两年回头复盘，出现本土产业过度受损的信号，就要及时调整约束条件。
第三，给基层留反馈通道，不能只听开发区、招商部门的汇报，也要听得见小企业、一线工人的声音。”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
“开放不是非黑即白。既不能害怕外来资本就关上大门，也不能为了引资就什么条件都全盘接受。所谓尺度，就是不断在现实反馈里面做修正。”
老教授听完，拿笔在纸上写了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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