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刘超英的话，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从目前的调研情况来看，问题的严重性远超想象。如果只是一两个村、一两个乡出现数据造假，或许还能归结为个别基层干部的失职。但如今，在与众多农户坦诚交流，让他们放下心中顾虑、实话实说之后，却发现全县所有乡镇和村的粮食产量，竟然都是由乡村两级干部凭空估算出来的。当然，责任不全在基层啊，上级部门来核实抽查时，仅仅到各乡镇的实验田走个过场，就把试验田的高产数据当作整个县里的平均产量进行估算。就这样，平白无故地多出了几亿斤粮食。我看，这已经不是数据的虚假，更是对国家农业政策的亵渎，对农民利益的严重损害。
我深吸一口气，缓缓说道：“超英县长啊，这个时候，我们真的需要静下心来，好好反思深层次原因啊。首先，咱们得重新审视百万亩吨粮田建设的目标是不是贴合实际。我认为，这不该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应该像‘七五’规划、‘八五’规划那样，分阶段、有步骤地实施嘛。这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需要充分考虑高产田、中产田和低产田的实际情况。不切实际地要求所有农田亩产过吨，根本就是违背科学规律的决策。其次，我们的干部队伍也必须深刻反思。难道县委政府每次到基层，只围着桌子转吗？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以及村干部们造假。咱们得县委政府真的不清楚这些粮食产量数据是估算的、存在大量水分吗？关起门来，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可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说实话，纠正这些错误呢？”
刘超英与我并坐在后排，他微微点头，面色凝重地回应道：“朝阳县长，说句实在话，当初泰峰书记推动这个吨粮田建设的时候，给每个县领导都分配了联系乡镇，要求一个县领导负责一个乡镇的相关工作。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个县领导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拿我来说，当时我联系的富光乡给我分了一块试验田，我每年也就小麦收割和嫩玉米成熟的时候，我抽空去一趟，走个形式。其他时间，我根本没怎么关注，都是乡里的农技推广站在负责。每次收麦子的时候，确实会在现场进行称重，这几年最差的一年，那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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