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初秋，东洪县的空气里还残留着夏末的燥热，一栋带着庭院的二层小楼里，退休副县长老黄正主持着一场气氛凝重的家庭会议。客厅里的红木茶几上摆着几杯早已凉透的浓茶，烟灰缸里堆叠着半缸烟蒂，老黄指间的香烟正腾起袅袅白雾，
“都淡定一些，不要自欺欺人，天塌不下来，”老黄的声音带着浓重的东洪口音，尾音微微上挑，很有特色。“都说一说情况吧，现在是什么样子？”他抬眼扫过围坐在沙发和木椅上的亲属，目光在弟弟和堂弟脸上停留得格外久。
坐在左侧单人沙发上的黄老板——老黄的亲弟弟，猛地往前倾了倾身子，西装领带都显得有些歪斜。“哥啊，现在县一中的马立新简直不是人！”他粗声粗气地开口，手掌重重拍在茶几上，震得茶杯发出清脆的碰撞声，“当初让我们承包食堂时没算账，谁知道现在细算下来，竟让我们交20多万！”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列着收支明细，“你看这账本，食堂是有些盈利，但这些年添的冰柜、蒸饭车，哪样不是钱？还有雇人的工资、水电费，七七八八算下来，要是真交20万，咱们这几年可不就是白忙活了？”
老黄“嗯”了一声，将烟灰精准地抖进脚边的铁皮垃圾桶。“20万？20万租金他是真敢要啊，”他眯起眼睛，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还把我们的人打了。说说，打了几个人，情况怎么样？”
站在茶几旁的黄胖子——老黄的堂弟，负责食堂具体经营，他挺着圆滚滚的肚子，脸上带着愤愤不平。“还好，被打的人伤得都不重，”他搓了搓手，语气却透着后怕，“只有我最严重，其余就是些皮外伤，哦，就那个负责盛菜的大个，被几个人按在地上踹，断了几根肋骨，现在还在县医院外科躺着呢。”他压低声音，凑近老黄，“哥，你说这公安局是不是吃里扒外？我们去报案，他们非让提供打人者名单，我们说打人的是学生，乌泱泱一片，上哪找去？他们就说‘抓不到人’，这不明摆着偏袒学校吗？”
老黄“嗯哼”一声，从鼻腔里发出意味深长的声响。“新来的公安局长是平安县调过来的，”他慢悠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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