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却像敲响了上课铃。刘超英和曹伟兵立刻停止了讨论，目光转向我。整个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落针可闻。
我放下手中的笔，目光缓缓扫过在座的每一位干部，最后停留在那份厚厚的“安置费”诉求汇总表上。我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定海神针般的沉稳力量，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
“好了，同志们。超英同志和伟兵同志的意见，都有道理，也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但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稳定划转，稳妥清退。这八个字，是县委定下的总基调。”
我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水，仿佛在给所有人一个整理思绪的缓冲，也让自己的话语更具分量。
“关于这124位没有来源单位的同志，”我放下茶杯，目光变得深邃而务实，“我认为，需要区分情况，分类施策，不能搞一刀切，也不能被情绪裹挟。”
“第一，尊重历史，承认事实。”我的目光扫过李勃，李勃的身体明显一僵，但我的话语并没有立刻追责的意味，“石油公司人员超编、管理混乱的问题，由来已久，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管理模式下积累形成的。这里面有体制的原因，有监管的漏洞，也有个人钻营的因素。把板子全部打在某一个人、某一个部门身上，既不客观，也解决不了眼前的问题。我们要正视这个历史包袱的形成有其复杂性。”
李勃紧绷的神经似乎松弛了一丝，但依旧不敢抬头。
“第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我话锋一转，带着明确的政策导向，“对于这124位同志，他们通过违规途径进入石油公司，这是事实。但他们毕竟已经在岗位上工作了一段时间，领取了工资，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完全否定他们的过去，强行清退，不留余地，既不符合人情，也容易激化矛盾，特别是在当前这个敏感时期。”
我看向刘超英和曹伟兵：“超英同志提出的分流安置思路，大方向我看是对的。但伟兵同志的担忧也很现实，不能把包袱简单地甩给其他困难企业，制造新的不稳定因素。”我停顿了一下，目光变得锐利，“所以，我的意见是：‘老人老办法’！这124个人，原则上不再保留其石油公司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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