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转移焦点或求情。他最后那句“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放在稳定上”，在我看来，这既是一种提醒，也是一种警告。
看来，想通过私人渠道“联络感情”软化处理的路子，暂时是走不通了。孙海龙那边，只怕会更加有恃无恐。那两个被带走的年轻干警，此刻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我心里暗道：“这个李爱芬和李爱琴，一个打了县里的干部，一个打了公安局的领导，要是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还被调查，县委政府连个屁都不放，以后公安这支队伍，县里是带不动了。看来只有找张叔，张叔不行就找钟书记。”随即又将韩俊叫到了办公室。
“县长……”韩俊小心翼翼地开口。
“材料，”我沉声开口，声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冷静，“催田嘉明和万金勇，让他们务必在中午下班前，把那份关于李爱芬、李爱琴打人事件和执法情况、孙海龙带走我们同志情况说明的材料，详实、客观、不带情绪地报上来！我们按程序报市政法委、市公安局！”
“是，县长！”韩俊立刻应道。
“另外，”我站起身，走到窗前，凝视着县委大院被寒风扫过的萧瑟景象，“通知伯君同志，石油公司那边的工作要再细、再实！‘两个稳妥’方案必须扎扎实实落地，田利民要是扛不住，就换人！绝对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再给任何人递刀子！”
“明白！”
炉火跳动了一下，映出我眼中深沉的凝重。硬顶不行，软求不通。这场硬仗，终究要靠东洪自己，在钢丝上走出条活路来。而时间，已经不多了。
市委党校上午的课程刚结束，沈鹏便脚步匆匆地出了校门。寒风凛冽，他裹紧了大衣领子，招手拦下一辆黄色面包出租车。
“去市委政法委新址，光明路副食厂原机关楼。”沈鹏报出地址，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复杂。政法委从市委大院独立出来，搬到了这处略显偏僻的新地方，他还没来过。
车子驶过积雪未融的街道，在一排灰扑扑的厂区建筑前停下。沈鹏付了钱下车，抬头打量眼前这栋挂着崭新“中共东原市政法委员会”牌子的三层小楼。外墙是粗糙的水泥面，不少地方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红砖，窗户是老式的木框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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