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前几年厂里资金实在转不开时，向兄弟单位和一些关系单位拆借的短期借款，也约定了12%的资金占用费。”他顿了一下，语气变得诚恳了些，“非常感谢李书记您昨天在联席会上提出的思路，如果能协调银行方面实现停息挂账，哪怕只是暂停计息，对我们厂减轻负担、逐步化解债务，都是天大的利好消息，我们班子和职工也才看得到一点希望。”
一千九百万……再次听到这个具体的数字，我心里还是像被针扎了一下。这笔钱，放在现在财政状况好些的东洪县，也接近全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了，对曹河这样的县、对这么一个困境中的厂子，更是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我“嗯”了一声，肯定了他的条理：“杨厂长思路是清晰的，数据也记得准。那依你看，如果外部‘输血’暂时指望不上，单靠棉纺厂自身，有没有可能逐步消除这些债务？”
杨卫革翻开笔记本看了看，斟酌着词句：“报告书记，单靠自身……困难非常大，可以说是步履维艰。核心问题还是产品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卖不上价，也卖不动。”
“竞争力差，分析过具体原因吗？是产品质量问题，还是价格问题，或者是其他问题？”我追问道。
“都有。”杨卫革回答得很直接，“从根子上说，设备太老太旧了，多是六七十年代甚至更早的国产和苏联设备，故障率高，维修频繁，严重影响连续生产，也拉高了维护成本。生产效率更是没法跟南方那些用进口新设备的厂子比。同样的布，人家用人少、耗时短、质量匀整，我们成本自然就高出一大截。再加上我们历史包袱重，离退休人员多，各项费用摊下来，每米布的成本根本没有优势。价格上不去，质量上又没有突出的亮点，仓库里积压的产品就越堆越多，资金流彻底断了。”
杨副厂长分析得倒是切中要害，比许红梅扎实多了。我又陆续听了管生产的副厂长、管后勤的副厂长以及厂纪委书记的简单汇报，水平参差不齐，但总体感觉，这个班子除了杨卫革等个别人，对厂子真实困境的认知深度和解决问题的紧迫感，都远远不够。
最后，我的目光落在长桌末端，一位一直没怎么说话的老同志身上。他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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