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铝制饭盒分着萝卜炖白菜。
“听说了吗？张工的老婆从四川调过来，折腾了三年才解决户口。”有人压低声音，筷子在饭粒间扒拉出个小坑，“咱们这种'半边户'，就像断了半截的脚手架，两头都落不稳。“
深夜加班时，任世和蹲在工地图纸前，白炽灯嗡嗡作响。
图纸边缘泛黄的批注里，还留着七十年代建设者的字迹。他的钢笔尖在“家属安置方案“栏停顿许久，想起妻子在老家寄来的信，信纸上永远沾着灶膛的烟灰，末了总要写句：“浩楠又长高了，就是总问爸爸什么时候接我们去城里。“
转正仪式那天，厂长握着他的手，金笔在聘书上沙沙游走。
任世和盯着对方胸前的“先进工作者“奖章，突然注意到奖章背面刻着的年份——1943年，和自己出生的年份一样。
散会后，他在职工公告栏前驻足，最新的“分房名单”上，家属栏空缺的名字密密麻麻，像无数双睁着的眼睛。
厂区广播站又响起熟悉的《劳动最光荣》，任世和摸了摸口袋里皱巴巴的全家福。
照片边缘被汗水浸得发软，妻子抱着孩子站在土坯房前，身后是望不到头的麦田。
远处塔吊的轰鸣声传来，他转身走向正在施工的宿舍楼，脚手架上的安全网猎猎作响，仿佛要网住所有未说出口的期盼。
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时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形势，为加强国防、平衡工业布局，国家决定开展大规模的三线建设。
将沿海和边疆等一线地区的重要工业、科研机构等向内地的三线地区迁移，以应对可能的战争威胁，同时带动内地经济发展。
从沿海发达地区的大型工厂、科研院所抽调。这些人有丰富的工业生产经验和科研能力，他们放弃相对舒适的城市生活和成熟的工作环境，响应国家号召来到三线。例如，一些来自上海、沈阳等地的高级工程师、技术工人。
许多退伍军人被分配到三线单位。他们纪律性强，能够快速适应艰苦的工作环境，在建设初期承担诸如基础建设、安保等任务，后期也参与到具体的生产工作中。
国家分配大量应届毕业生到三线单位。这些年轻人带着知识和热情，为三线建设补充新鲜血液，他们在生产、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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