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崔永浩忐忑地接起电话，声音都在发抖。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传来董春和低沉、平稳、听不出任何情绪的声音：
“刚刚在开会。”
就这五个字，轻描淡写，却像几记耳光，狠狠扇在崔永浩脸上。
没有问候，没有安慰——只有这五个字，仿佛在说：你崔永浩的死活，连我开个会都比不上。
崔永浩喉咙发紧，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董春和继续说，语气冷静得像在读一份文件：
“关于你去疗养院的事，我建议你主动向调查组说清楚。”
“可以承认你去过，看望老干部，这是人之常情，组织上不会追究。”
“但‘煽动’、‘指使’、‘策划’——这些词，一个字都不能认。”
“顶多，是‘说错话’，是‘情绪激动时说了些不该说的’，是‘关心则乱，方法不对’。”
“记住，你是去看望，不是去串联；是安抚，不是去点火。”
“赵胜利那个人，嘴不严实，你别指望他。他现在自身难保，为了脱罪，什么都能往外说。”
“你要抢在他前面开口，说得比他更真，更诚恳，更……卑微。”
董春和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带着命令的口吻：
“下午一点前，写一份书面说明，亲自送到罗泽凯的办公室。态度要诚恳，姿态要放低，要哭，要后悔，要痛心疾首。”
“就说你当时是被老干部的情绪影响，一时冲动，说了些过头话，事后非常后悔，但碍于面子没及时澄清，酿成了大错。”
“把责任揽在自己‘情绪化’、‘政治敏感性不够’上，绝不能往‘故意使坏’上扯。”
“只要咬死是‘说错话’，不是‘煽动’，组织上就有余地操作。”
“你是我老婆的哥哥，这点情面，我还能帮你争取。但你要是再乱来，再发疯——那就谁也救不了你了。”
最后一句，像冰锥扎进骨头里。
崔永浩浑身发抖，攥着手机的手指几乎要把外壳捏碎。
他想哭，想喊，想跪下来求这个高高在上的妹夫再拉他一把——
但他知道，不行。
他只能卑微地、讨好地、带着哭腔地回答：
“是……是！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我这就写！我下午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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