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岳山的秋天，是从第一片落叶开始的。
不是那种漫天飞舞的落，是孤零零的一片，从大会堂穹顶的壁画上飘下来。
当然不是真的飘，是光影阵法投射的效果。
那一片金黄色的叶子，在千万人的头顶缓缓旋转，像一只找不到家的蝴蝶。
泰岳山脉下的大会堂里坐满了人，不是站着，是坐着。
椅子不够，就从各地搬。
一排一排的，从主席台一直排到门口。
从门口一直排到广场，从广场一直排到山脚下。
十五公顷的占地，被密密麻麻的座位填满，像是一块被针扎了无数孔的布。
每一张椅子上都有一个铭牌，铭牌上刻着名字。
有州牧，有省长，有市长，有县长，有镇长，有乡长，有堡长，有村长。
有老兵，有教师，有医生，有工匠，有农民。
有修士，有凡人。
有一千八百岁的老人，有刚满二十岁的青年。
他们从人界的各个角落赶来，有的搭乘了十天的传送阵。
有的坐了半个月的飞舟，也有自己耗时三天三夜飞遁过来的。
他们都风尘仆仆，满脸疲惫，但他们的眼睛很亮，亮得像千川湖底的月光石。
姜文哲站在主席台上，面前没有讲稿，没有玉简，只有一张嘴。
穿着一身灰白色的便服，不是官服，不是军装，是千川湖老百姓常穿的那种。
料子很粗有些扎脖子，扯了扯领口，扯了几下才扯开。
“同志们。”
姜文哲开口了，声音不高，但很稳，稳得像千川湖底那块最老的石头。
“三十年前，我们在这里通过了《宪法》。”
“三十年后，我们又坐在这里不是为了开会而开会，是为了看看。”
“这三十年，我们做了什么，还有什么是没做的。”
台下，没有人说话。
他们只是坐着、听着，像一群在田埂上听老农讲天气的庄稼人。
姜文哲抬起手，光幕上出现了一行一行的数字。
不是冰冷的数字，是活生生的命。
新开垦了多少亩田，新修了多少里路，新盖了多少所学堂，新培训了多少名巡捕，新接生了多少个婴儿。
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群人，都是一双手，都是一条命。
“三十年前，我们说要让人人吃饱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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