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个全优，然后提拔重用啊。
要是朝中再有个靠山，一朝踏进中枢，也并非不可能。
这样的考评体系之下，官员自然慢慢的就能学会把精力全部用在‘刀刃’上。
至于百姓们怎么看？
随便啊，反正他们也决定不了官员的升迁。
当然了，这其中并不是没有例外。
比如苏轼修建的苏堤，便是其中一个例子。
元佑四年，苏轼第二次担任杭州知州之时，看到西湖长期未疏浚，不仅影响灌溉，而且大大增加了旱涝风险。
于是，苏轼未雨绸缪，组织百姓挖掘淤泥，疏通运河，而且还整体重建了杭州的供排水系统，建成了名扬千古的苏堤。
这件事也做为苏轼的重要功绩，不仅被官方表彰，也被百姓们广为传诵。
但这件事之所以能被官方表彰，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苏轼乃当时的大宋文坛第一人，不需要要说话，他的诗文自会将他未雨绸缪的过见，传遍整个仕林。
第二，宋哲宗赵煦的功绩虽有争议，但算得上一位有为之君，其在位期间，大宋的政治总体还算得上清明。
第三，苏轼有个号称‘捞哥狂魔’的哥哥，苏辙。
因此，苏辙这番未雨绸缪能被做为功绩记载，其实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但大部分的官员，就算有苏轼这样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他们也没有苏轼这样的资源。
所以，他们把力量用在‘刀刃’上，便是一种不得不学的政治智慧。
一直以来，大宋的官员们大多都是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
可是，他们没想到啊，他们的官家，率先背叛了这一套体系，偷偷把刘邦当成了偶像。
刘邦是什么人？
我只要结果。
你是个将军？
那我只要你能打胜仗！
至于你是怎么打的？
我管你这个那个的。
只要你给了我想要的结果，钱、权、地位都是你的。
你是个地方官？
那我只要地方平安无事，我管你是天天修河堤，还是大灾来的时候死在堤上。
只要你达成我想要的结果，我同样会给你想要的结果。
甚至，我给的比你想要的还多。
贪污？
你贪的那仨瓜俩枣，都特么的不一定有我给你的赏赐多。
何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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