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福布斯》做了跟进报道：
“首富的底线：苏宁甘用法律武器捍卫隐私，给所有名人上了一课。”
文章里，苏宁罕见地接受采访，谈了自己的看法：
“我理解公众的好奇心。但好奇心应该有边界。编造故事，骚扰我的家人，影响我的公司，这就越界了。”
“我的母亲已经七十多岁，这些谣言让她很不安。当年她在孤儿院收养了我，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如今却是感觉特别对不起她。而且，我的员工需要浪费大量的时间去应对无稽之谈。我的投资者要承受不必要的股价波动。”
“所以，我必须反击。不仅为了我自己，也为了所有可能成为目标的人——如果你成功了，就会有人想从你身上榨取利益。你越软弱，他们越猖狂。”
“我希望这个案例能传递一个信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会因为你有钱，就应该被骚扰。也不会因为你没钱，就可以为所欲为。”
报道发表后，舆论彻底转向。
之前那些同情“父母”的声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造谣者的谴责。
LEM股价稳步上涨，创下新高。
风波平息后，苏宁和波姬有一次长谈。
“你当时为什么不直接做DNA鉴定呢？”波姬问，“那样不是最快吗？”
“因为那是陷阱。”苏宁说，“如果我做了DNA，就等于承认这种‘谁声称是谁父母，名人就得自证清白’的逻辑是合理的。那以后任何人随便编个故事，我都得去验DNA？”
“但很多人觉得，验一下不就清楚了？”
“这次清楚了，下次呢？下下次呢？总会有新故事、新‘亲戚’出现。我不能一辈子活在DNA鉴定里。”
波姬想了想，点头：“有道理。你是在制定规则——不是谁声音大谁就有理，而是谁有证据谁才有发言权。”
“对。”苏宁说，“这个世界，很多人想走捷径。编个故事，蹭个热点，就想名利双收。我不能助长这种风气。”
“但你也成了很多人的眼中钉。”
“那就让他们恨吧。”苏宁笑了，“恨我的人多了，不差这几个。”
窗外，洛杉矶的夜色依旧璀璨。
这场闹剧持续了两个月，花费了几百万美元的律师费，消耗了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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