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问，“为什么不卖？我们给钱啊。”
“因为我们是中国。”
钱院士说得很平静。
“蔡司的技术总监在电话里说，任何向中国出售高端光刻机核心部件的行为，都违反了‘瓦森纳协定’。”
“那是禁运。”
实验室里，死一样的安静。
刚刚攻克光源难题的喜悦，被这个更现实，更冰冷的壁垒，撞得粉碎。
“苏联呢？”孙建国问尤里，“你们在光学镜片上，没有积累？”
“有。”
尤里·伊万诺夫的回答很干脆。
“军用的我们不比他们差。望远镜，侦查卫星，我们都能做。”
“但是，光刻机的物镜，是另一回事。”
他走到白板前，画了一个简单的光路图。
“它要求的不是看得远，看得清。”
“它要求的是，在指甲盖那么大的面积上，把几亿条电路，分毫不差地投射下去。”
“这个精度，叫纳米级。”
“我们的技术，在研磨和镀膜工艺上，跟蔡司比，有代差。”
尤里看着众人，坦诚地说。
“这个，我们造不出来。”
这话，比钱院士说的“禁运”，更让人绝望。
自己造不出来，外面又买不到。
项目，等于走进了死胡同。
前几天还在一些兄弟院所流传的悲观论调，此刻，也回荡在实验室每一个人的心里。
这东西，根本就不是靠砸钱，靠请几个外国专家就能搞出来的。
人家一百多年的工业积累，凭什么让你几年就追上？
京城，后海。
张红旗接到钱院士电话的时候，正在看陈默刚发过来的关于全球半导体产业的最新动态报告。
“红旗同志。”
电话那头，钱院士的声音，没有了上次的兴奋，只剩下疲惫。
“光源，我们搞出来了。”
“比预定的三个月，提前了半个月。”
“但是……”
张红旗静静听着，没说话。
钱院士把物镜系统遇到的问题，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蔡司的封锁，尤里的判断，实验室里低落的士气。
“这个问题，比光源更麻烦。”
钱院士最后说。
“光源，我们至少还有个‘火种’可以改造。”
“物镜，我们连一块合格的玻璃都磨不出来。”
“这才是真正的卡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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