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得了如何“因地制宜”、“入乡随俗”、“灵活信教”...
比起派兵征服印度，弗兰茨倒是觉得宗教胜利更加容易一些。
而且由于印度教和种姓制度的关系，这里天生就适合奥地利人传教。当然要是有些传教士不幸殉道，那奥地利就更有理由派兵和索要赔偿。
而天主教和很多早期宗教相同都有着对基层极强的控制力，他们很容易形成一股特殊的政治力量左右局势。
在这方面新教就差很多，他们对原始文明的传播速度和控制力远不如前者。
奥地利教会的兴盛让普鲁士的教会感到十二分的不爽，而1845年普鲁士教会则是希望像奥地利那样改造教会，将其变为国家的一个下属机构。
在当时，普鲁士教会与政府密切合作，由政府颁发牧师资格证书、规定教育内容和管理教堂财产等事宜。
这种官方教会模式在19世纪欧洲广泛存在，被称为国教制度。
而普鲁士的教会显然并不甘心如此，一些信徒和牧师呼吁推进教会的自我改革，如提高教育质量、改善牧师待遇等。
同时，一些宗教领袖在教育、社会和政治等领域推崇天主教教义和传统神学观点，尤其是喜欢拿隔壁的邻居奥地利作对比，这让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格外不爽。
然而现实是普鲁士新教教会在现代化进程中一直摆脱不了国家的控制，再加上不断的宗教改革，又没有殖民地让其增加信徒数量，从而越来越丧失其原有的政治、社会地位以及独立性。
即便是教会想阻止这一局面的发生，他们也无法摆脱成为政治附属品的作用。
最终教会的不爽，只是被腓特烈·威廉四世哼了一口气便吹散了。
于是乎一些有志向的“神棍”瞄准了奥地利，这个可以“灵活信教”的国家准备大展宏图。
身处北地的俄国在得知了英、奥两国在阿尔巴尼亚的竞争之后，居然出人意料的平静，并没有急着表态，反而观察起局势发展来。
实际上这倒不是俄国学聪明了，而是高加索战争的烈度和强度要远高于历史同期水平，沙皇真的腾不出手来管阿尔巴尼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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