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料之中。”秦浩平静地喝了口水：“不用理会，就按我们商量好的统一口径回复：国外核心客户对供应商的加工能力和质量稳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实地评估以满足其全球采购标准。我们只是做前期尽职调查。”
杨巡郑重点头。
接下来的半个月，秦浩和杨巡几乎化身陀螺，早出晚归，奔波在上海各区县的大小工厂之间。
秦浩话不多，但每一句都直指要害。
“李厂长，这个设备的核心部件磨损到什么程度了？备件更换周期多长？能买到原厂的吗？”
“为什么这个环节的损耗率一直这么高？分析过主要原因吗？做过工艺改进试验吗？”
“厂里现有的技术人员，有没有去专业院校进修的机会和意愿？薪酬结构能留住骨干吗？”
他不问产值，不问利润，甚至很少问具体产品的订单交付能力。
他关注的焦点，始终围绕着“技术壁垒”、“生产工艺改进”、“人员素质提升”、“质量管控体系”这些对于大部分习惯了计划经济、习惯了粗放经营的国营工厂来说，既遥远又陌生，却又隐隐感觉到未来必须面对的痛点。
就在秦浩考察行程接近尾声时，一个邀请函送到了他的酒店——市委负责工业的专职副书记王正清。
地点选在浦江边一家环境清幽、并不招摇的淮扬菜馆雅间。
窗外是缓缓流淌的黄浦江，船只穿梭，隐隐传来汽笛声。
王正清书记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业人，身材保持得不错，眼神锐利中透着岁月打磨出的沉稳，戴着一副老花镜。
他言语温和，言辞间却滴水不漏，寒暄过后，很自然地便过渡到了正题：
“雷总，欢迎你来上海。这段日子辛苦了吧？跑了那么多厂子，我们上海这些老厂子，不少都‘年纪’大了些，管理也跟不上形势，很多地方让你见笑了。”
“我们非常重视雷总这样有活力、有实力的企业家来沪洽谈合作。只是这段时间啊，不少老伙计都跟我汇报，说雷总你们这次考察，搞得非常细致，还专门带着工程师？有些疑惑的声音就传到我这儿了。当然，我对下面的同志说了，企业有企业的商业秘密，不该问的不问。只是我本人呢，作为分管这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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