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虽然吵架斗嘴也是常有的事，但无论是议会辩论、宫廷社交，乃至于内阁会议，贵族的言语风格总是强调不动声色的讽刺。即便要吵架，也要以姿态胜出。
贵族可以愤怒，但不可以失态。可以冷言交锋，但不可以失礼骂战。可以摔杯退场，但绝不可以拍桌叫骂。
哪怕是在1832年的议会改革这样的危机中，几位老贵族在上院愤怒的驳斥改革派时，他们的表达仍然遵循修辞结构，通过引述历史、援引典故、冷嘲热讽的攻击对手，而不是赤裸裸的吵架。
而康罗伊的爆发恰恰是他不被上流圈真正接纳的一种暴露。
因为康罗伊虽然有爵士头衔，但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贵族，而是一个通过靠近王储母亲，仰赖“肯辛顿体系”生存的半贵族、半官僚的野心家。
他无法依靠血统、世袭、庄园等传统资源，只能靠操控威权与母女之间的依赖关系来维护权力。
正因如此，他在那些真正的贵族面前始终有种底气不足的感觉，所以经常格外强势的表演他在肯辛顿宫的控制权。
而当他面对亚瑟·黑斯廷斯爵士，面对这样一个真正出身底层，却又靠着自己的手腕深受两党和王室信任的人时，就会特别容易情绪失控。因为他最害怕的就是“自己不过是个保姆总管”的事实被戳穿。
但很显然的是，他这次弄错了发火的对象。
因为亚瑟·黑斯廷斯爵士同样不属于传统贵族，虽然黑斯廷斯家族已经与这位警察委员会的秘书长认了亲，但归根结底，亚瑟是一个新型贵族，甚至是非典型贵族。
他既不是世袭贵胄，也不是温吞的学者，更不是那种在牌桌上靠手气暴富、随后用镀金茶具和猎狐外套拼命模仿贵族生活的投机之徒，或者是那些中产出身的律师、银行家、出版商，把爵位和头衔当作生意延伸的商业暴发户。
他的身上没有抄近道式的得意，也没有傍权贵式的卑微。
他从来没有开口炫耀自己做过什么，只是时间和人脉在替他说话。
伦敦大学知道他是三年学业金奖，是迄今为止本校毕业生中最优秀的校友。
皇家大伦敦警察厅知道他是1829年就进入苏格兰场服役，是在杀人盗尸案、海上贩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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