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瑟略一思索，便猜测到了菲利普斯这么安排的用意。
要么是这位内务部的常务秘书自忖拿不下查德威克，毕竟这位济贫法委员会秘书在内务部的文官中可是出了名的难搞，但是偏偏济贫法的执行工作又离不开这位专家的帮助。
因此，至少在眼下这个节骨眼上内阁也没有动他的意思。
要么，就是前段时间亚瑟以私人名义下发地方警务系统的那封信惹了祸。
虽然那封信并没有号召违抗命令，也没有攻击《新济贫法》的合法性，更谈不上鼓动警察脱离政府。站在字面意义上，它甚至完全符合一个高阶警务官员「稳定军心、强调纪律、重申誓言」的职责范围。因此，内务部当然不会因为那封信的内容而感到震怒。
真正让内务部感到不安的，是另一件事一那封信绕开了他们。
它没有经过内务部备案，也没有通过任何跨部门协调的正式渠道，然而却精准地抵达了地方警务系统的最基层。
更重要的是，它居然奏效了。
站在内务部的立场上，那封信可不止是一封多余的安抚信那么简单，而是一种未经授权的政治动员，哪怕它披著荣誉、誓言与责任的外衣。
菲利普斯此刻的态度，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他没有当面提起那封信。
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号。
如果内务部认为那封信已经构成越权，今天的会面就不会如此温和。
如果他们认为那封信无关痛痒，那么以菲利普斯的老辣手段，他绝不会因为「粗心大意」不小心促成了查德威克与亚瑟在当下这个节骨眼上的会面。
现在的局面，正介于两者之间。
内务部既不准备立刻追究，但也绝不会视而不见。
在菲利普斯看来，那封信并非不可原谅，但它已经暴露了一个危险倾向。警务系统，正在形成一种绕开文官体系的运转框架。而这，恰恰是任何一个文官政府所不能忍受的东西。
「亚瑟爵士，您来的正好。」菲利普斯终于把话题转向了他：「我想，您或许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近几个月来，地方上真正承压的是谁。」
他没有去看查德威克，而是将目光落在那只旧文件袋上，指尖轻轻点了点封口处：「警务系统的报告写得很克制。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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