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光鲜不过是他在伦敦城中苦心经营的幻象。
桌上的银器来自索霍区某家已经倒闭的小银坊，镀银层薄得过分。茶具倒是从皮卡迪利的百货商店买的，可用的时间长了，喝起茶来总能尝出一股若有若无的金属味。
甚至那条从比林特街拍卖得来的土耳其地毯，尽管在帐目上，它属于奢侈品，可施耐德却深知它的原委，这东西其实是某位没落殖民地官吏的遗物，半旧不新，只因图案在昏黄灯光下看上去仍算体面，他才买了下来。每次他从餐桌走向客厅时，那块地毯都会微微卷起一个角，仿佛是在提醒他，真正时髦的土耳其工艺与这种老掉牙的二流货色完全是两码事。
施耐德扭头看向落地镜中的自己，头顶微秃，脸色蜡黄，眼袋浮肿，鬓角的发丝在晨光下显现出令人不安的花白。
上帝啊！
他今年才三十七岁，然而却已经具备了四十七岁乃至五十岁公务员身上才能见到的那种衰老。
施耐德在镜前站了片刻，随后，他转过身，像是死心了一般推开餐厅后方那扇始终紧闭的门。
门后是施耐德家最神圣的地方，一个被他郑重其事地称之为「书房」的地方。
他在里面待了一会儿，天晓得，他为什么没有翻阅书架上那些从未拆封的各类鸿篇巨著，而是拉开桌子抽屉取出支票簿，深情地凝视著上面的数字看了五分钟。
但不论如何，施耐德先生将这样的行为称之为「放松」。
但即便是这样短暂、卑微的放松时间，如今给施耐德带来的慰藉也已经越来越少了。
因为支票簿上的数字正在日复一日的减少，而他高昂的家庭支出却没有半点止步的念头。
施耐德将支票薄合上，又重新打开，就好像翻来覆去之间能让上面的数字神奇地变大一些。
然而，并没有。
支票簿上的数字没有任何改变，就像他下个月必须支出的帐单一样。
书房外传来钥匙碰撞叮当作响的声音，施耐德知道这肯定是妻子下楼用早餐了。
他连忙把抽屉合上，然后夹著《泰晤士报》走出了书房。
施耐德刚走出书房，便看见妻子已经站在餐厅门口，吉普尔花边的领口被熨得笔直，假刘海固定得过分牢靠，她的右手提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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