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往往滥发交引，致使其价值严重贬值，商人手持引券在盐铁司榷货务外排起长队，苦等数年亦难足额兑付，或所得货物价值远低于预期而控制东京交引铺的大商贾则趁机低价收购引券，盘剥真正运粮的商人，导致边地粮草供应时断时续，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成本高昂。
为根除“入中法”之弊，早在十年前的景祐三年，当时的三司使李谘便力推“见钱法”。
“见钱法”的核心极为明确，那就是废除虚估，大幅简化流程，支付硬通货铜钱！
商人运粮至边，边地官员须按接近真实市场的价格评估，并当场或短期内，直接支付足额现钱，省去担保、验符等易生弊端的环节。
因为“见钱法”直击虚估与引券贬值之要害，所以河北转运使杨偕上书力陈“三说法十二害，见钱法十二利”，使其得以在河北等部分地区试行，其效果可谓是立竿见影，商人因能快速可靠地获得铜钱这种硬通货，利润明确，风险大降，从而积极性高涨。
但“见钱法”很快就遭遇了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那就是大宋国库的铜钱储备，根本无力长期支撑如此巨额的现钱支付。
大宋本就深受“钱荒”之苦，而西北与西夏的战事骤然加剧了财政压力，捉襟见肘的三司，在没有更好方法的前提下，面对依赖旧法牟利的边吏、榷货务官吏、操纵交引铺的大商贾等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下，不得不妥协。
其结果便是“见钱法”旋行即罢，取而代之的是名为“酌中法”的修补朝廷被迫在支付中更多地恢复使用盐引、香药等“虚货”，并提高对商人的优惠，譬如降低入中钱数即可获得更多引券，实质上是以另一种形式向旧法弊端部分倒退。
此后数十年间，“见钱法”因其“按市价、付硬通货、保信用”等理念的先进性，被韩琦、薛向等人屡屡提起并试图局部恢复，却又总因“国用不足”的现实和强大的反对声浪而步履维艰，难以彻底推行。
总而言之，眼下三司的困境，就在于施行“见钱法”既没有足够的铜钱，也没有方法规避“入中法”的种种弊端。
而陆北顾的方法本质上还是取“见钱法”的精髓，即保障商人利益，确保支付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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