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于欧阳修来讲，这却是他仕途上迄今为止最关键的一步。
其次，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这个差遣，看似权倾东南，实则是个烫手山芋。
按照历史线，直到王安石变法，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才被授予均输之权，可将其掌握的收税和汆所得甚至是上供之物「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并获赐内藏钱五百万缗、上供米三百万石作为均输本钱。而在此之前，这个差遣所要承担的巨大责任，是远远大于其所拥有的权力的....既要统筹六路财赋，保障京师供应，又要协调各方利益，稍有不慎，出了纰漏便是上下交攻，里外不是人。
而且，漕运、盐茶、市舶，哪一项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漕运一道，河道淤塞、漕船损耗、沿途税卡盘剥、押运官吏中饱私囊，皆是积年痼疾；盐茶专卖，豪商巨贾与地方官吏勾连，官课流失严重；市舶之利，本应国朝所有，然海上走私贸易猖獗，番商、牙人、胥吏、权贵已形成了巨大的利益共同体。
更棘手的还在人事，东南六路的转运使、知州，哪个不是科举正途出身，在朝中有师友同乡之谊？他们在此地盘踞多年，早已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一个空降的发运使，若无过人的手腕和朝中强力支持，想要令这些地头蛇俯首听命，谈何容易？政令出了发运司衙门，还能剩下几分效力？
更兼东南远离中枢，这个位置权柄过重，极易招致猜忌。
说白了，官家虽需能臣打理东南财赋，却也绝不会容忍一方大员坐拥如此财权、人事权而尾大不掉。前任高良夫能稳坐此位数年，全赖张方平在朝中奥援，以及其本人长袖善舞，与各路官员、豪商维持著微妙的平衡。
而高良夫之前的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基本上没有几个能做得长久的，因著都晓得这个差遣是烫手山芋，故而哪怕能往上升半级，也是有不少判官畏难的。
嗯，这里还有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京官和地方官的区别。
不是所有人都如陆北顾一般年轻的。
很多三司判官，已经没有未来可言了。
而相比于升半级然后去东南承受巨大责任，以至于很可能无法平安落地，他们更乐意在三司混日子安稳等致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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