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相对稳定的条目固定下来，随事沿革，务使允便，从而达到人知定准、政必有常。
史载原本每年度支造账用纸五十余万张，《长行旨》颁行后，每州不过一两纸。看起来那是卓有成效，所以常常为人所称颂。
可问题是，开元后期到天宝年间，那是一个什么时代？
社会发展开始停滞，各种矛盾迅速积累，人员的流动、土地的兼并愈演愈烈，政治生态较之开元中前期已经大为不同，边疆形势瞬息万变，军事上的投入更是逐年激增。
就拿安禄山所在的范阳而言，进入天宝年间后，每年各种各样的变化，在财政上所反应出来的变量，是每年一两纸能说明白的？
安禄山那几千名假子曳落河，他们的甲马器杖、军资费用，不知道当时是费了几张纸。
每年需要五十万张纸才能造成的政府财政预算报告，一道《长行旨》就能给搞到这么简约，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本来可以从财政预算上反映出来的各种社会变革，被一道《长行旨》统统截留在了地方！
地方郡县你们的政务只要在长行旨符涵盖的范围内，便不需要奏闻于上，依此定式加以执行管理就是了。
上下行政沟通和传达的内容锐减，诸盘剥之臣的活动却异常活跃。
《长行旨》等于什么？等于一剂麻醉针打下去，大唐这头肥猪可以任由宰割、不知反抗了。
所以到了天宝年间就可以看到，唐玄宗包括朝廷中枢公卿，他们对天下的变化感知迟钝的可怕。
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今的大唐已经是一个怎样的大唐，还沉浸在“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美梦中，结果就是“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唐代地方与中央权力结构的失衡，固然不能将之完全归咎为一道《长行旨》，但《长行旨》的出现，让政府的财政度支丧失掉了原本的客观、具体与全面。
再加上诸镇节度使往往身兼数职，各种权力掌握在手，使得这些地方沦为一个个的黑洞！
李林甫所接手的大唐，可绝不是什么苟延残喘、行将就木的皇朝末日，担任宰相长达十九年的时间，足够宇文融投胎转世又长成一个好汉。
结果最后国家沦落成这样子，还有人觉得李林甫是在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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