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美洲的作品出版，禁止国内讨论征服的正义性问题。一些教士的笔记被专门下令封存，也禁止他们编纂新的书籍，造成社会上的思想动荡。
此外，国王甚至想了个办法，颁布了新法令，宣布今后不准再用“征服”这个词了，双方都得拿“和解”代替。只是这种改敏感词的行为，还是没能控制住社会上的舆论汹涌。
最后，1573年，国王干脆下达命令，禁止进一步的征服。虽然这种命令也管不住大西洋对岸，但闹到这种程度，已经说明事情有多离谱了。实际上，哪怕在美洲凶名赫赫的征服者首领，都有人和后方支持殖民的学者通信，希望获得他们的理论支持，来坚定信心。
杀人抢钱的事，居然还能引发道德谴责，甚至让殖民者自己都迷茫了，开始反思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需要进行辩经来梳理。这在后来的一些殖民国看来，可能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吧。
而更晚兴起的耶稣会，在这方面比他们还激进。发现通过游说上层无助于解决问题之后，一些神父甚至跑进林子里，开始带着土著人和殖民者作战。最后，有的殖民地干脆宣布所有耶稣会成员都是不受欢迎的人，免得他们整天制造麻烦。
但是，在东亚，这种情况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上百年的时间里，教会都处于一种想去找他参与反殖民运动的案例，都找不到的状态。
甚至，非要说清朝是个异教国家，不配帮忙，也可以，那你去参与反清也行啊——结果，这方面一样也找不到。
而且，这种情况不止出现在中原，东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甚至表现得更直白。法国与越南全面交战时，越南天主教徒就旗帜鲜明地站在法国一边。南方的天主教徒直接响应法军，“多有乘势吓扰平民，又或结伙为洋守御及探报者”；在北边，法国传教士和军官也扶持起当地天主教徒造反。
这一通折腾下来，等于告诉所有东亚人，信洋教的就是站在洋人那边的，就是不可信。这种作风，也毫无疑问会引发排斥。
而真正推上风口浪尖的，是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行为。比如清末，塞里斯民众就一直不理解，洋教的育婴堂到底在干什么。这地方大量收养婴儿，但婴儿的死亡率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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