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父母，要么在意外变故中去世，要么在此前恶劣的工作环境下丧失了劳动能力，要么本身品性懒惰浪费或沉迷赌博酒精——即使父母在世，全家在济贫院后也要分开接受管理，见面次数屈指可数。
为排除隐知污染一类的情况，范宁特意询问了学习安排，并查看了教材内容，他们每天有4小时的学习时间，主要学习读和拼写以及生活常识，其余时间用于劳动，就餐，就寝，每周三下午放假，如果天气晴朗，会在老师的带领下到广场外玩耍。
“这边的儿童年龄段在2-7岁，另外一栋楼还有8-14岁的。”斯坦利讲解道，“大一点的男孩子我们会让他们阅读一些历史材料，学习算数、语法、表格并用字帖练字；女孩学习缝纫、编织、认时和家政工作…当然，机构给予了他们饮食住所，作为补偿，他们其余的时候应全部用在我的工厂劳动或机构生活事务上…”
看着范宁若有所思的样子，工厂主斯坦利问道：“范宁先生，总体看下来，这是不是和你想象中曾经的济贫院很不一样？”
“哦？怎么说？”范宁问他。
“每天发放三顿稀粥，每星期两次各发一个葱头，星期天再多发半个面包卷儿…在用砖铺成的地面上到处是贫困的妇女和满脸肮脏四处乱爬的孩子…老年妇女躺在床上气喘吁吁、无法动弹，或围坐在火炉旁大声地咳嗽，老年男子弓着背忙着活计，苟延残喘…吃不饱饭的儿童因要求添饭而被殴打致死…”
斯坦利似如数家珍般地描述了一堆场景，然后说道，“这些刻板印象曾经有，现在没有…或许在阴暗的角落还有特例，但那绝对是个意外…简而言之，企业主里面有坏人，我生平最讨厌那些脾气粗暴或不按规矩来的管理者，他们拉低了民众的整体印象分。”
“幸好，那个济贫系统被诟病为‘穷人底层巴士’的年代已是过去式。”斯坦利似回忆，又似感叹，“如今已是新历913年，他们可以吃饱饭，可以居住在相对干净的环境，在遭受严重疾病威胁时，有崭新的机构‘城市精神病人委员会医院’来治疗他们…他们不会再被命令从事砸石头、砸骨头、碾玉米、扯麻絮等无意义的威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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