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只要4个便士，就可以听到一场高雅的交响乐？”
“特纳艺术厅我知道，那种地方高贵神圣，贵族少爷小姐们的去处，上流社会的社交场所。”
“那些大音乐家们就在里面工作吗，我可以见到他们？”
“会不会因听不懂而被笑话？”
晚上七八点，那些在工厂倒班换班，或是做短工长工回家的人们，有一部分被街边随处可见的海报吸引而驻足，围成一圈议论不休。
有人不敢相信，有人跃跃欲试，也有人犹豫迟疑，除了畏惧和自卑心理，深陷繁重的劳作或家务也是客观因素。
但演出方有几个微调的细节，起到了较为关键的作用——
代售点尽可能铺展分散；（降低步行或乘马车前往购票的时间）；
音乐会时间挪到晚8点半开场；（尽量满足大多数早班劳工的7-8点下工时间）
不设迟到限制，可在任意曲目间隔之间进场离场；（进一步容纳工作作息有出入的听众）
曲目安排较短且不返场加演，晚10点前结束；（以照顾到下工后琐碎的家务与子女抚养需求）
4月1日开票后，每日售出数量会统筹控制在总票数的20%；（最快也需要五天才能售罄，因为劳工在有自己的安排时，无法第一时间腾出自由时间。）
中产职员、贵族和工厂主们并未想到文字后面的那一层，但这些围观的劳工，只觉得一切安排和调整，都在尽可能照顾着自己窘迫的那面。
他们却不知道，演出方对自己的生存生活现状如此了解，正是来源于范宁前期大量走访谈话调研的成果。
到了开票日的第一天，很多劳工已经动起来了，他们决定尝试着去看看情况。
“先生，请问…4月15号是不是有场演出的门票是4个便士？”
清晨七点，南码头区的一家代售点前一如既往地排着长队，上工途中的一位纺织女工穿着灰色的旧棉袄，咬牙故作镇定地问着前台。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装作若无其事地掏出四个铜板，又几乎看都没看地飞快选了座位，最后把门票小心翼翼地放入怀里离开。
背后几位绅士驻着手杖一言不发，礼帽下目光平静，且出于礼节并未牢牢盯梢，但细看其面部表情，又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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