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4次，每次的时间都没有超过3天。
但实际上，自新年音乐会之后，卡普仑的身体就以很明显的趋势一天天地衰弱了下去，其速度完全与他急剧增长的指挥水平成反比。
他的骨骼疼痛更剧烈，开始更频繁地服药，超过一个小时的站立会非常吃力，后来则发生了好几次在排练或讨论工作时晕倒的事情。
其实自从去年的开幕季演出一结束，范宁就从后续的演出计划安排上有意减轻了他很多的工作任务，再随着年后室内乐与独奏演出的铺排，以及两位客席指挥的加入，范宁将他其他的事务几乎全分走了。
除了他不可能愿意分走的《第二交响曲》前四个乐章的先行排练任务。
对于卡普仑这每次交上来的所谓请假条，范宁的内心反应是十分矛盾的。
事实上哪用得着这样书面申请？若是需要去医院辅助治疗及休养身体，随时直接去就行了，范宁既不会调整其岗位，也不会扣除其薪资，也默认了奥尔佳同样陪护休假，甚至他觉得最好的事情应是“彻底休息好了再回到指挥台”。
但显然以上所有都不是重点或现实。
不存在彻底休息好了再回指挥台这事，如果卡普仑在每次返岗拿起指挥棒时，范宁都要求他继续回医院或家中休息，这与提前杀了他无异。
所以事情才变成了现在这样，每隔十来天他实在扛不住了，就会来给范宁交上一个2-3天的病假申请，然后等时间到后，又以看上去“休息得不错”的气色重新来报道了。
窗外雾霭沉沉，不见阳光，偶尔能听到一两声飞艇的沉闷鸣响。
“范宁先生，下午茶还有十分钟开始。”
门口传来一位行政部职员的礼貌提醒声。
“我不去，你们聊。”
眼神游离一段时间后，范宁将看完的信与请假条收好，将自己一大堆杂乱的情绪全部压下，处理了一小堆工作文件后，又开始提笔梳理起明天首场青少年交响乐团音乐会的布置要点来。
如果不能以很高的效率处理完每天的事务，那么为数不多的作曲时间就会进一步被挤压，已进入最后合唱阶段写作的第五乐章就会更晚得到排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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