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余切从早上洗漱后，到晚上睡觉前，都能见到邵琦这位女记者。
他写作时，邵琦在外面等着；他去纽约参加华人作者的研讨会，邵琦也跟着来。拉美作家之间举行的文学沙龙，邵琦也想去采访，这让其他一些注重隐私的作家感到不快。
嘿！我们这里不欢迎记者！
邵琦把余切当KPI了，她不甘心这个“中国名片”一样的人物，竟然是美国华人拍来更有影响力！
如果在创作技巧上，后发的中国人天然落后于西方记者，那就只有在血脉关系上靠拢了。他们拍摄的毕竟是一个中国作家。她可以比美国记者，更走进中国作家的心里面。
邵琦抓住机会，和余切谈论自己的家务事，努力和余切处成好朋友。
这种行为有用吗？
刘祥成看在眼里，他评价道：“其实没什么用，我们是记者，记者一般来说要大于普通作家；但是顶级作家又要远远高于记者，由于巨大的话语权差距，我们是无法成为朋友的。”
“为什么？”邵琦说，“余切是一个真诚的人。他不像你们许多美国人那样，一成名了就瞧不起其他人。”
刘祥成摇头：“你还是不明白。这种情况就像是上帝和神父之间的关系，上帝当然不必感谢神父替祂传颂事迹，相反，神父因为重复说上帝说过的话，才显得高贵。”
“现在，马尔克斯的一个阿猫阿狗（卡门），都要让记者们等待半天，我们之间隔着一层厚障壁。你明知道马尔克斯是个好相处的人，但他也对你保持警惕，他知道绝不能和记者靠得太近。他永远不信任我们。”
这些话没有吓退邵琦。
邵琦坚持和余切拉家常，她能感觉到余切越来越放松。
只有这样，邵琦才能写出不逊色于西方记者的报道。
1987年的春晚，将不会有余切的出现，这对1986年来说是不公平的，没有他就没有融冰之旅。宝岛那些作家怎么想的，她不知道，但流沙河是个误打误撞的幸运儿，而钱忠书是临时被带上去的，其他人什么也没干，只有余切带头促进了这件事情。
新化社内部，有对这件事情的几个不同版本的稿件评论，分别代表不同的定性。余切在其中的功劳大小也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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