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他狠狠一跺脚，摘下满是油污的手套，摔在工作台上，扭头就往外走，背脊挺得笔直，却带着一种悲壮的僵硬。
两个实习生孙明远和郭建功，则是面色煞白，惊慌失措，几乎是被吓懵了，茫然地跟着工作人员离开了岗位。
看着这六位技术骨干——他倚重的、保护的、曾寄予厚望的同事和部下——被陆续带上吉普车，车辆卷起尘土驶离指挥部大院，王建国站在原地，仿佛被抽空了所有力气。
七月的阳光毒辣地照在他身上，他却感到彻骨的寒冷。
院子里其他工人和技术员远远地看着，交头接耳，脸上写满了惊疑、恐惧和不安。原本热火朝天的建设气氛，瞬间被一种凝重、压抑甚至惶恐的情绪所取代。
项目怎么办？
生产线谁来维护？
新厂房的结构计算谁来做？非标设备难题谁去攻克？
两个充满潜力的年轻人，会不会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审查而留下心理阴影，甚至断送前程？
王建国感到头痛欲裂，不仅仅是事务性的压力，更是一种深重的无力感和自责。
他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小心，在政治与生产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以为自己能够保护这些有“历史瑕疵”但才华横溢的技术人才。
可现在，戴司长用更“高明”、更符合运动逻辑的方式，轻易地击穿了他所有的防护。
他保护不了他们，甚至，因为他的“保护”姿态和那份强调现实贡献的报告，是否反而引起了戴司长更深的怀疑，加速了这次“集中审查”的到来？
他回到办公室，关上门，隔绝了外面的窃窃私语和猜测。
他需要冷静，必须冷静。
现在不是懊恼和自责的时候。人已经被带走了，审查程序已经开始，他无力改变。
他能做的，是竭尽全力稳住指挥部剩下的局面，确保生产建设不至于完全停摆，同时，想尽一切办法，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为那六位同志提供可能的支持和证明。
他首先召集了剩余的技术和行政骨干开紧急会议。
会上，他强打精神，没有流露太多个人情绪，而是以尽可能平稳的语气宣布了部里的决定，强调这是正常的审查程序，要求大家不要惊慌，不要议论，更不要影响工作。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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