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20世纪或者21世纪的作家听到这个问题，一定会先惊讶地瞪圆了眼睛，然后忍不住笑出来。
一个作家对笔下的角色“怜悯”与否，以及从其中推断其是否具有“人道主义精神”，这在后世的作家眼里看来这种质疑简直是天方夜谭、荒谬至极。
但是在19世纪，从对作品的道德取向批判，延伸到对作者本人的道德观批判，却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被认为“道德败坏”的作家，是会被法庭起诉，轻者会罚款，严重的甚至要坐牢的。
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出版以后，因为“有伤风化”的罪名，被法庭处以三百法郎的罚款，并勒令从诗集中删除六首主要的诗，当时的法国文坛只有极少数人站在波德莱尔这边。
莫泊桑也惹上过类似的官司——他曾经在《现代与自然主义者杂志》上发表诗歌《一位少女》，内容大概是：
【我在寻找，在故事里寻找……/我在寻找一位少女。/一位也许身体尚自由，但灵魂已被束缚的少女，/被誓言、诺言或口头承诺所系。/一位高贵的少女，受过良好教育，骄傲、自尊……/一个男人能对她说：“你是我的！”的那种少女。】
通篇没有语涉猥亵，但还是被埃塘泊法庭认为该诗有伤风化，准备将莫泊桑送上了被告席。
后来经过老师福楼拜的斡旋，以及一众作家动用人脉和舆论，才让他免受牢狱之灾。
所以加斯东·布瓦谢教授的质问其实颇为尖锐，算是直接切入了《老卫兵》这篇小说的核心。
莱昂纳尔当然不可以直白地将20世纪才有的那些文学理论照搬过来，什么“旁观者”“消息体”“作者已死”，那只会激怒眼前这些19世纪的学者，让他们判定自己是个狂徒。
莱昂纳尔没有回避与加斯东·布瓦谢教授的对视，然后也站起身来，开口回答：“尊敬的布瓦谢教授，感谢您对视角的关注。但恰恰相反，我认为这种‘小伙计’的视角，是通向最深切怜悯的路径。
怜悯，布瓦谢教授，并非总以泪水或呐喊的形式出现，有时，它隐藏在一种被社会氛围所塑造的‘无知’之下。”
这句话引起了一小阵议论，雨果显然也被这句精辟的陈述惊讶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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