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对秩序安全感的满足，对传统价值的肯定，或者至少是个情感宣泄的出口。
但这部小说却偏偏拒绝这一切——
它让人物去看斗牛，却不告诉读者该如何理解勇敢；它让女人爱上斗牛士，却不谴责也不赞美；它让主人公感受到短暂的振奋，却立刻将他送回残酷的现实……
还有一部分读者，尤其是仍然坚信法兰西会再次复兴、征服欧洲的人，开始指责莱昂纳尔“缺乏责任感”。
他们认为和普鲁士人的战争刚刚过去十年，人们内心的伤口还没有愈合，文学不应如此冷酷，还不给出答案。
《高卢人报》上一篇评论的标题就能代表这种观点：《我们已经足够迷惘了，索雷尔为什么还要让我们迷惘？》
在他们看来，莱昂纳尔有意剥夺这些法兰西公民最后一点精神上的支撑，对笔下人物的残忍，就是对读者的残忍。
更多的年轻读者虽然在内心承认《太阳照常升起》说中了他们的处境，但仍然感到被莱昂纳尔冒犯了。
因为小说没有告诉他们如何变得像罗梅罗那样，也没有告诉他们如何摆脱雅克的状态。
它只是展示了两者之间的差距，然后又保持沉默，这让这些读者产生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你既然看得这么清楚，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该怎么活？”
最终，这些指责在巴黎的舆论场上渐渐汇聚，并且形成一种很有代表性的声音：
“这种书不该在这个时候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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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索雷尔先生，这就是文学在法国的力量吗？您用一篇小说，就让整个巴黎开始思考！”
年轻的契诃夫放下最新一期的《费加罗报》，用感慨的语气发出了这个疑问。
今天正是复活节前最后一个周日，也是今年索邦的“诗会”正式举行的日子。
他和莱昂纳尔正坐在前往索邦的马车上。
这一次的“诗会”，与以往有着极大的不同——
不仅仅是来自俄罗斯的文学天才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应邀前来，还是“索邦的骄傲”“巴黎的良心”莱昂纳尔·索雷尔，第一次正式参加这个盛会。
实际上在1879年、1880年两年，莱昂纳尔就应该参会，但都因为种种原因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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