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不给你留！”
“我的年金！我父亲传下来的，3%的年金！上个月还能卖88法郎，今天我去问，78法郎都没人要！他们说市场没信心了！信心？我的信心被狗吃了！”
“狗？狗都比他们有良心！‘联合总公司’那几个大董事呢？跑哪儿去了？我听说早他妈坐船去伦敦了！带着我们的钱！”
这句话像在咖啡馆里点了引线，人们的情绪瞬间炸开。
“伦敦？他们凭什么能去伦敦？”
“政府呢？警察呢？怎么不拦住他们？”
“拦住？我看是故意放走的吧！”
“想想看，这些年金持有者都是什么人？是我们！但政府在不在乎我们？我看他们巴不得我们这些老骨头早点被危机‘消化’掉，省得碍事！他们早就不想支付3%的利息了！”
这个猜想太恶毒，也太诛心了。但在此刻的愤怒和绝望中，它立刻找到了肥沃的土壤。
咖啡馆里安静了几秒，随即爆发出更强烈的怒潮。
“没错！就是这样！”
“减少年金持有者……消灭我们……他们就是打的这个主意！”
“那些银行家是帮凶！政府就是幕后黑手！”
“不能就这么算了！”
“对！不能算了！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去找那些还没跑的董事！去找那些小银行家！他们肯定知道内情，说不定也捞了好处！”
“我知道一个，‘尚特卢-弗洛蒙’银行的，以前就跟‘联合总公司’穿一条裤子！”
于是咖啡馆里群情激愤。
酒精放大了他们的愤怒，那个关于“政府阴谋”的猜测，更是将他们的不忿和怀疑推到了顶点。
某种危险的“行动”开始在这些平日里谨小慎微的中产阶级心中酝酿。
他们觉得自己被掠夺了，被背叛了，现在，他们要“惩罚”那些掠夺者，至少要讨个说法，出口恶气。
如果要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答案就像那个年轻人的戏剧《雷雨》里的一句台词那样：
“是命，是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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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索雷尔，又给我们惹麻烦了！‘鲨鱼’？他想干什么？”
巴黎，第三共和国内阁财政部长的办公室里，皮埃尔·马蒂厄同样不高兴。
他五十多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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