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帝国官场会发展出一套半制度化的送礼名目，比如“别敬”、“程敬”、“炭敬”、“冰敬”、“三节两寿”等等。
种种名目的送礼惯例，又总称为“陋规”。尽管任何正式的官方文件都不会给官员规定送礼的义务，但致送陋规的官场守则无疑是所有官员心照不宣并共同遵守的，连礼金的规格都有了约定俗成的标准。在张集馨生活的道光年间，甚至出现了由省财政部门统筹收取陋规的成例，据《清宣宗实录》记述，巡抚、布政使与按察使衙门的幕友每年也要收受节寿陋规，由首县(省衙门驻地的知县)摊派给各州县，再由藩司用印札代为催取。
致送陋规方面的支出，张集馨也留下了详细的记录。他被任命为陕西督粮道时，出京之前向京官送礼辞行，共送出别敬一万七千两银子。当时他并无积蓄，钱是向广东洋行、朋友和西洋人借来的。不过，他任督粮道一年，不但连本带利还清了借贷，还给仪征老家寄回一万多两银子，可见督粮道的权力含金量确实非同小可。这笔权力收益当然是来自对百姓钱粮的浮收，张集馨也心中有数，因此“心每不安”。此外，张集馨记录在案的别敬还有很多，送出的礼金也是一个大数目。
张集馨37岁任知府，66岁请假回京，宦游30年，扣除中间被参革职和丁忧离任的10年，主政一方的时间达20年之久，所送出的各种“敬”究竟有多少呢?据估算，张氏记录在案的数目，没有记录的三节两寿礼金按较低标准的每年一千两算，合计起来，20年来他至少送出了十万两银的规礼。
至于张集馨收受的规礼，由于他比较克制，留下的记录也较少，所以尚无法估算。不过，若说张集馨完全不收下属“孝敬”，也不可信，因为规礼如果只出不入的话，张集馨只能喝西北风去，而晚年张集馨还有余钱购置田宅产业，给自己捐加顶戴花翎(捐输两次，共花去一万两银)。按当时的白银购买力折算，十万两银值人民币1500万元。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给领导送上一千多万元，显然是毫无疑义的行贿罪了。然而在晚清官场，陋规虽陋，却也不全然是贿赂行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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