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被贬为衡州司马。衡州府向来不给这种徒有虚名、实受监管者分配住房，但是“百姓闻之，竞荷瓦木，不督而会，公宇立成”。看其在民众中威望如此高，政敌又赶快把他迁到雷州，并终于达到令他郁愤而卒的目的。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曾被政敌章淳贬到雷州，“不许居官舍，遂僦民屋”。章淳得知，严令州府究治胆敢借房给管制分子居住的民众。后来章淳也被贬到雷州，碰巧亦向这个人求租房子，对方心有余悸地答复他：“前苏公来，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此为政治斗争之激烈在住房问题上的反映。
官舍如此“尊严”，在一定程度上与它的位置有关系。自秦汉以来，凡州郡府县各级地方政府之主要首长和官员的生活区域，照例都是圈定在各自的衙署即“机关大院”以内的，俗称“内衙”或“私宅”等，并用屋宇式的宅门同以大堂为中心的办公区域划出界线。
《温公诗话》记北宋鲍当任河南府法曹时，河南知府“薛(映)尝暑月访其廨舍，(鲍)当方露顶，狼狈入，易服把板而出”。是说像鲍当这样处长一级(曹官)的官员，也有坐落在衙署内的住宅。因为是私人生活空间，又值盛夏季节，所以没戴官帽，恐怕还是赤膊状态，所以当上司突然来访时显得很狼狈。
官多房少显尴尬
地方官连同随任家属免费享用机关住房的传统维持到清朝覆灭。我们可以从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各地光复的报道中看出，清廷的各级地方官多在义军攻打衙署时束手就擒或携眷出逃。相反，京官住房的解决方式，却经历了较多的变化。前文说过，两汉时官员多居“机关大院”，东汉王充《论衡·诘术篇》称：“府廷之内，吏舍比属”(汉时“吏”之概念包含“官”义)，足见规模之大。
但随着国家中央集权管理职能的日趋完善甚至繁复化，中央直属机构及供职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据《文献通考》卷四十七提供的统计，汉晋时全国官员总数仅7000人左右，隋朝重新统一后达12576人，唐朝更增至18805人，其中供职京师者就有2620人。假如仍沿袭两汉时大包干的办法，则不仅“京师百司”之机关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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