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举人需要通过这场考试，才能将身份从“大明举人”转变为“新科举人”。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进一步参加来年的春闱会试，考取进士功名。
然而，与报考的秀才数量相比，参加这次秋闱的举人却少得可怜。
除了一些老顽固之外，这次四川省内参加乡试的举人仅有二十一位，而秀才则有三千八百余人。
造成这种悬殊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除了乡试和院试难度不同外，战乱造成的影响也很大。
尤其是此前席卷川中的“除五蠹”运动，更是从物理意义上消灭了一批大明的举人。
所谓“五蠹”，其中重要一蠹便是“学蠹”，即那些倚仗功名特权、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的士绅。
举人，作为官绅与平民的实际分界线，享受的优免特权远胜秀才。
有明一代，举人可免除均徭、民壮、驿传等重役及其相关费用。
虽然理论上仍然需缴纳田赋，但绝大多数举人都会通过“诡寄”（将田产寄于他人名下）、“花分”（将田产分散登记以低于起征点）等手段进行规避。
再加上包揽诉讼、接受投献土地等，一个举人的年收入可高达数百两、上千两银子。
因此，在之前轰轰烈烈的“除五蠹”运动中，四川各地的举人老爷们几乎都成了重点清算的对象。
不是被愤怒的百姓们捣毁宅院、抄家灭族，就是被罚没田产家财，一夜之间跌落云端，任其自生自灭。
甚至后来，一些相对清白的举人、秀才之家也受到了波及。
虽然后来江瀚及时叫停了这场运动，但造成的恐惧和隔阂已然形成。
不少幸存下来的，或者其他州县听说此事举人和秀才，都对江瀚的新政权充满了疑虑、恐惧甚至是敌视。
所以这次秋闱，整个四川报名参加考试的举人和秀才，只有不到四千人。
而对于这种局面，江瀚也并没有太在意。
在他眼中，这些旧式文人大多思想僵化，除八股制艺外别无长处，本就是急待淘汰的对象。
一些老顽固，更是要被扫进故纸堆的垃圾。
他所寄予厚望的，正是在成都西郊新设立的“天府书院”。
那里推行的，是他精心规划的新式教育体系，强调儒学为体，实学为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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