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宋《洗冤》录案牍，法太祖《大诰》明典刑。凡蠹国害民者，皆勒其罪状，剖其肺肠，使天下知墨吏如鼎烹之鲋，虽九转亦难脱罪网！”
没错。
朱由校要编写一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夺取东林党的话语权！
他扫视孙承宗与袁可立两人。
袁可立双目圆睁，枯瘦指节骤然攥紧。
他历经三朝的霜鬓无风自动，似秋苇承露般微微发颤，枯槁面皮上竟泛起病态潮红。
孙承宗在震惊之后，马上恢复原色。
他想道：这是陛下干得出来的事情。
观两人震惊之色后，朱由校继续说道：“此书成，着礼部颁行学宫。凡童子试必诵其纲，乡会试必考其要，殿试策问当引为绳墨。使士子未入仕先畏法，既食禄常惕厉。朕以刀笔铸镜，照见五蕴皆空；以丹青画皮，尽显百鬼魑形！”
他的声音愈发激昂。
“后世有司若读此鉴而蹈覆辙，非愚则狂，当以人彘饲豺虎。尔曹其勉之！“
皇帝将话说完，这下子，就连孙承宗也绷不住了。
若是将此书放入科举，那些被写入书籍的贪官污吏，那可谓是遗臭万年了。
但此书.
必定会遭到士林强烈反对。
因为这动摇到了东林党人，乃至所有文官系统的根基。
历史上，也不是没有皇帝这么干过。
永乐十二年颁行《四书五经大全》，统一科举解释权，彻底排除其他学派（如陆九渊心学）。
嘉靖十年以“大礼议”为由，要求策论题增加《孝经》内容，但未突破四书五经框架。
孝宗曾欲增《大学衍义》为科举书目，遭内阁首辅刘健反对，称“祖宗成法不可轻改”。
万历二十二年欲将张居正《四书直解》列为科考参考，遭御史弹劾“以私乱公”而罢。
也就是说，在明初的时候，皇帝还是说话算话的，插手科举制还能成功。
越到后期，皇帝的话就越不管用。
文臣对科举的把控更加深入。
到了如今，可以这么说，科举是文官系统自治的堡垒，皇权仅能在边缘调整。
因此，袁可立斟酌片刻，还是说道：“臣闻圣王制法，必因时势。今《天鉴》之录，诚如明镜悬堂，然骤改取士之制，恐失天下士子之心。昔孝庙欲增《大学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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