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贝是在立秋后的第三天接到那封信的。
信是养父莫老憨托镇上的教书先生写的，信封上的字迹歪歪扭扭，像一排喝醉了酒的蝌蚪。信里说，黄老虎的人又来过了，这回带着码头上的地契，说整片西塘码头从下个月起都姓黄了，谁要是不服，就去县衙告。养父在信的最后加了一句——“阿贝，你爹我没本事，连个码头都守不住。你在上海好好过，别惦记家里。”
阿贝把信纸攥在手里，攥了很久，久到信纸边缘都被手心的汗洇湿了。她坐在绣坊后院那间只有半扇窗户的小屋里，窗外是上海弄堂里永不停歇的喧嚣——卖馄饨的梆子声、收旧货的吆喝声、隔壁印刷厂机器的哐当声，每一种声音都在提醒她，这里不是西塘。西塘没有这些声音。西塘只有橹声、水声、风吹芦苇的沙沙声，和养父在船头喊她吃饭的粗嗓门。
她来上海快一年了。从最初连电车都不会坐、被人骗了三块大洋的乡下丫头，到如今能在绣坊独当一面、绣品卖出过五十块银元高价的“阿贝师傅”，这条路她走得比任何人都辛苦。但她从来没觉得苦——因为西塘的日子比这苦多了。她见过养父为了跟黄老虎争码头，被打断两根肋骨还咬着牙不出声的样子；见过养母把仅有的一碗稠粥倒进她碗里，自己喝米汤时还笑着说“我不饿”；见过西塘那些渔民在台风天冒着生命危险出船打鱼，只为了能多卖几个铜板。和那些人比起来，她在上海的苦不算什么。
可是现在，连西塘的那一点点活路都要被人掐断了。
阿贝把信折好，塞进枕头底下，站起来整了整衣襟。她今天穿的是自己缝的那件藕荷色盘扣衬衫，料子是上海绸缎庄里最便宜的那种，但她用绣线在领口和袖口绣了一小圈缠枝莲纹，看起来就不便宜了。这是她在上海学到的本事——把最普通的东西变成看起来值钱的东西。她觉得这个道理不只适用于衣服。
她走到绣坊前厅，老板娘正坐在柜台后面打算盘，看到她出来，头也不抬地说：“阿贝，明天那批货要赶出来，你今晚——”
“老板娘，我想请几天假。”
老板娘抬起头，算盘珠子啪嗒一声停了。她看着阿贝的脸，看了几秒钟，然后慢慢放下手里的毛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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