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空了一整天。她咽了口口水，把包袱抱得更紧一些，踩着晃晃悠悠的跳板上了岸。
她站在码头边上的台阶上，不知道往哪走。
王举人的信上写了一个地址——南京路后面一条叫“石皮弄”的巷子，信上还说那家绣坊叫“锦霞庄”，老板姓沈，是他二十年前在京里认识的朋友。可“南京路”在哪？“石皮弄”又在哪？阿贝站在那儿，看着面前像蚂蚁窝一样涌动的人群，第一次觉得太湖太小了。
“小姑娘，去哪儿？坐黄包车不？”一个车夫拉着车小跑过来，笑嘻嘻地打量她。车夫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对襟褂子，脖子上搭着一条分不清原来是什么颜色的毛巾，脸上全是殷勤的笑。阿贝还没开口，他又补了一句：“两毛钱，送到地方。”
阿贝把包袱往怀里搂了搂。她身上总共只有七个铜板。
“我走路。”她说。
“哎呀，上海大得很，你走路走到天黑了都找不到地方。一毛五？一毛？”
阿贝摇摇头，抱着包袱钻进人群里跑了。她在水乡的田埂上跑惯了，步子轻快得像只水鸟，一眨眼就把车夫甩在后面。车夫在后头喊了一声“哎哟，这小娘鱼”，摇着头又去拉别的客人了。
她边跑边想：上海太大了。大到让她害怕，也大到让她兴奋。害怕是因为她一个人都不认识，兴奋是因为这里一个人都不认识她。在这里，没有人知道她是被捡来的野孩子，没有人会用那种“哎呀那个捡来的丫头”的语气在背后议论她。她可以重新做一个人——做她想做的那种人。
阿贝沿着外滩的马路边走边问，一连问了七八个人，被支得团团转。有的说往南，有的说往北，还有一个穿长衫的老先生操着一口宁波话叽里咕噜说了一大串，她一个字都没听懂。后来她发现了一个窍门——穿西装的人会说官话，穿绸衫的人说的官话更标准。她挑了一个看起来面相和善的年轻职员问路，果然问对了。那人给她指了一条明路：沿着南京路一直走，走到先施公司，旁边那条巷子拐进去，第三条横巷就是石皮弄。
南京路比她想象中还要宽，还要长。马路两边全是三四层的洋楼，灰白色的石头外墙，窗户上装着亮晶晶的玻璃，有些玻璃窗后面还有蜡人穿着旗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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