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的杂货铺依旧是那条街上最不起眼的存在。货架上的东西时多时少，全看张金贵能从哪里捣腾来货源。鲜儿守着铺子，眉眼低垂，找钱、递货，话不多，却把每个进出店铺的人都瞧在眼里。
木匣子里的家底，她没有一下子全撒出去。那不是帮人，是害人，也害己。她像蚂蚁搬家，一点一点地往外挪。有时候是让粮儿送钱，有时候是送药。药越来越难弄，日本人查得紧，黑市上的价格翻着跟头往上涨。她开始更多地用钱，托那些南来北往、看似只图利益的货商，采买些棉花、布匹、盐巴，甚至是不起眼的铁钉、火镰。这些东西，山里林子里的队伍，同样缺得厉害。
粮儿成了她最得力的膀子。这傻丈夫认死理，但是很听话，鲜儿交代的事，就是天。
他现在身材高大，加上没饿过肚子，力气极大，能扛着沉重的麻包走几十里山路不喊累；他嘴严，任谁套话，都只嘿嘿傻笑，或者干脆躲到鲜儿身后。
次数多了，连那边来接头的“老林”——就是最早那个年轻人，也对粮儿竖过大拇指，说他是个“好苗子”。
鲜儿听了，心里只是苦笑。她宁愿粮儿一辈子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傻丈夫，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可这世道，不答应。
根生五岁了，虎头虎脑，已经开始跟着粮儿在铺子里跑进跑出，学着搬些轻巧的东西。孩子天真，不知道他娘和他爹每天在做着怎样掉脑袋的营生。
这天傍晚，铺子刚要上门板，一个生面孔的中年人闪了进来。他穿着半旧的长衫，像个落魄的教书先生，眼神却锐利。
“老板娘，买包哈德门。”他递过几张伪满的纸币。
鲜儿接过钱，转身去拿烟，指尖触到烟盒底下压着的一张折叠的小纸条。她动作没有丝毫停顿，熟练地将烟和找零递过去。
那人拿起烟，深深看了鲜儿一眼，压低声音，语速极快：“三天后，西大桥，凌晨四点，有批学生要过江，缺盘缠和路引。”
说完，他捏着烟，转身就融入了门外渐浓的暮色里。
鲜儿关上门板，插好门栓，背靠着门板，才展开那张纸条。上面用极细的炭笔写了几个人名，后面跟着简短的介绍，某某学校教员，组织过读书会；某某报馆编辑，写过抗日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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