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像《天下第一楼》这种现象级。”
接着又有几位编剧发言，认为之所以达不到现象级，是不是小剧场的原因，或者是国内学外国学的不到位。
刘一民笑着说道：“大家讲的都有道理。从人艺角度看，人艺在坚持本土话剧风格作品的同时，学习国外的戏剧表演方式，是包容的表现，毕竟咱们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它们是好还是坏？
但从目前观众的反响来看，咱们本土的风格还是胜出的。不单单是本土，拿《推销员之死》来举例吧，也是一部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证明了这种风格是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喜欢的。
我们不一定非要去学习西方，为了西方的那种风格特意去写一部剧本。
为了醋特意去包一盘饺子，你重点是在醋还是在饺子上面？观众吃的是醋还是饺子呢？
我认为写不出来话剧剧本的时候，要多去社会上看看。剧本取材于社会，尤其是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它会产生更多的信息，更多可写的故事。
燕京的角落、西北的高原、中原粮仓、鹏城的变革，何来没有可以写的东西呢？”
编剧何冀平赞同地说道：“是啊，国家在变革，变革就会产生故事、矛盾冲突、成功喜悦，这都是可写的地方。《好运大厦》不就是时代的产物吗？一民同志没创作之前，大家也没想到一只鸭子能成为观众趋之若鹜的作品。”
“哈哈哈，一民同志，我赞同你的想法。我也觉得，我们这片土地有太多可以写的了。处在变革、各种矛盾交织里的社会，是我们这些写故事人的幸运，我们不缺少材料，只缺少发现的眼睛。”
刘锦云是现实主义的代表，刘一民的观点让他高兴地想要拍桌子。
“一民同志，如果说写话剧就是很难，我下去采风还是写不出来，不仅没办法像你这样丰产，也没办法一年写个一部，怎么办？”提问的声音从角落里传来，刘一民没看清对方是谁。
刘一民直着身子说道：“一年写出来一部还行。”
“那要是几年都写不出来呢？”
“几年都写不出来？话剧哪里很难了？从诞生之后一直都这样。写不出来？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这么多年文笔有没有进步？有没有认真写作？”刘一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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