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们真实地存在着。他们用调侃消解生活的荒诞，用玩世不恭掩饰内心的脆弱。
而这一点，正是一代年轻人人面对急速变化的社会时普遍的心理状态。
如果文学连这种真实都不敢正视，还谈何“人道主义“？
更有趣的是，刘聃同志将小说与“反现代化“挂钩的论断。
按此逻辑，描写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异化就是反对现代化本身？
那么我想问，卡夫卡写《变形记》是否意味着他反对工业文明？加缪创作《局外人》是否代表他抗拒现代性？
那么我想问，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写《祥林嫂》是否意味着他思想的倒退与堕落，茅盾先生写《子夜》是否意味着他推行资产主义道路？
刘聃同志的批评暴露出一种根深蒂固的线性思维：
凡是不能直接为现代化唱赞歌的作品，就是反现代化的。
在物理学上，有一种用半导体材料制成的一种电子器件名为二极管，二极管有两个电极，正极，又叫阳极，负极，又叫阴极。
给二极管两极间加上正向电压时，二极管导通。
加上反向电压时，二极管截止。
在常见的收音机电路还是在其他的家用电器产品或工业控制电路中，都可以找到二极管的踪迹。
我真想问问，刘聃同志是否也插了一根二极管在脑中？不然怎会如此可笑的满脑子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
于我看来，这种“二极管思维”恰恰是文学创作最大的敌人。
真正的作家应该记录现代化浪潮中人的真实处境，包括那些被主流叙事忽略的褶皱与阴影。
最后我想说，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现象：
对《顽主》的评价呈现出明显的年龄分野。
老一辈批评家多持否定态度，而年轻读者和评论者则普遍表示共鸣，这种代际差异或许比小说本身更值得探讨。
老同志这代人经历过特殊历史时期，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文学评价体系。当他们用这套体系来评判新生代创作时，难免产生认知偏差，就像用衡量古典油画的标准来评价印象派，结果只能是误解。
而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于改开中的文化环境中，对世界的感知方式、表达习惯都与老一辈大不相同。
当刘聃同志指责小说“语言粗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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