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教授米尔扎·礼萨·设拉子发表了《自主的繁荣》一书，系统性的讲述伊朗的经济政策和发展。
这本书的核心论点是：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并非在“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之间二选一，而在于执行一种精妙的“保护性融合”战略。即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保持开放以获取养分，同时通过非关税手段构筑“免疫系统”，保护并培育本国工业的独立性与竞争力。
他以伊朗自身的政策为例，在危机中，私人资本不敢投资。国家便通过首批订单、利润担保等方式，承担前期风险，让私营企业敢于扩张。一旦市场被打开，国家便逐步退出，让位于私人资本。
同时引入互助会等社会创新，将释放出的劳动力进行缓冲和再培训。同时，通过银行自由化，引导资本流向更具活力的私营部门和新兴产业。
对于现在流行的自由市场学说，书中批判其过度强调“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完全忽视了现代国家构建的基础性作用。
“斯密批判重商主义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这是正确的。但他由此得出的‘自由放任’结论，却是一种危险的矫枉过正。一个没有统一市场、没有标准度量衡、没有现代法律体系、没有普及教育、没有铁路网络的国家，如何能发展出高效的经济？这些公共产品，无一不需要一个强大的、有作为的国家来提供。”
而对李嘉图学派，他也没有留情，直接说不管是斯密还是李嘉图，他们为后发国家设计了一个甜蜜的陷阱。它劝说其他国家安心扮演果园角色，而英国则垄断工厂的地位。
“我们尊奉亚当·斯密，如同一位水手尊奉第一位绘制出家乡港口海图的前辈。他的海图对于从港口出发的船只无比精确。但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是充满未知与风暴的新航路。如果我们手持这张旧海图，却妄想它能指引我们穿越所有的暗礁与冰山，那非但不是对前辈的尊重，反而是最愚蠢的亵渎。”
这本书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等语言，如同一片波浪冲击着根深蒂固的自由经济主义。伊朗模式成为了一个无法忽视的、强有力的反例，迫使欧洲经济学家必须修正自己的模型，至少需要解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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