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中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节点。
南方沿海城市的工厂机器轰鸣，内陆县城的街头却还残留着计划经济的余温——
个体工商户刚成气候，却常被地头蛇骚扰；派出所的警力有限，面对“保护费”这类灰色纠纷，有时也只能调解了事。
苏瑾瑜坐在北京四合大院客厅那张传承了三代的红木扶手椅上，椅背上雕刻的缠枝莲纹在暖黄的水晶灯下发着温润的光。
这盏1980年代从广州进口的水晶灯，在当时的内陆城市堪称稀罕物，恰好衬出苏家的体面——祖父苏定方是退休的国家七大常委，父亲苏振邦是军部高层领导，
两个哥哥分别任职华北军区副司令与燕京市委书记，而他自己则是苏家集团董事长，家里的红木家具、进口家电，在县城里更是少见的“排场”。
他刚听完林凡的叙述，原本规律敲击扶手的手指骤然慢了下来，指节在深褐色木纹上轻轻摩挲，仿佛在感受木材里沉淀的岁月。
1994年，像苏家这样有“背景”的家庭，多少能避开底层社会的麻烦，可林凡不一样，他是县城里千千万万个个体工商户中的一个，开着一家十几平米的小书店，勉强维持生计。
苏瑾瑜缓缓抬眼看向站在对面的林凡，那双平日里总带着几分温和的眸子此刻锐利得像盘旋在高空的雄鹰，目光扫过林凡紧绷的肩头——
林凡穿的还是去年买的旧夹克，袖口磨得发毛，显然日子过得不宽裕。
他仿佛能穿透人心的层层伪装，直抵最深处的担忧：
“都是些藏在阴沟里见不得光的小鬼，偏偏最是难缠——他们没什么道德底线，为了点蝇头小利，敲诈勒索、堵门威胁的事都做得出来。
前阵子我还听助理说，城郊有个小超市老板，就因为不肯给混混交‘保护费’，店门被泼了红油漆，连收银台都被砸了。
你知道吗？去年县里统计个体工商户纠纷，光是‘保护费’相关的投诉就有37起，最后真正解决的没几起，大多是商户自认倒霉。你打算怎么处理？”
“我得回去一趟。”
林凡挺直脊背，站在铺着暗纹地毯的客厅中央，这张从上海采购的羊毛地毯，踩上去软乎乎的，和他在县城租的水泥地房子形成天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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