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完定国公之孙徐勇林，看着他颤抖着写下求救信，朱慈烺的目光又缓缓扫过剩下的纨绔——这些人或缩着脖子不敢抬头，或偷偷用眼角余光观察他的神色，一个个满脸惶恐，再无往日的嚣张。他清了清嗓子，接连叫出八位侯伯爵之子的名字，声音清晰而有力，回荡在包房内：“安远侯之子柳承业、临淮侯之子李轩、成安伯之子郭明、东宁伯之子焦亮……你们几人，依次出列！”
被点到名的纨绔不敢迟疑，连忙从地上爬起来，排成一列，脑袋垂得更低，双手紧张地绞着衣角。朱慈烺根据后世对这些勋贵家族的了解——哪些家族靠兼并土地积累了巨额财富，哪些家族因挥霍无度导致家境中落，再结合他们平日的穿戴、出手阔绰程度，精准判断出各家的家产情况，为每人合理索要赎金。
家底丰厚如安远侯柳祚昌家族，柳家在江南有上千亩良田，还垄断了当地的丝绸生意，朱慈烺开口便是二十万两；家境稍逊如成安伯郭祚永家族，郭家虽有爵位，却因几代人不善经营，产业缩水严重，便要求拿出五万两；而介于两者之间的临淮侯、东宁伯等家族，则根据实际情况，分别索要十万两到十五万两不等。
朱慈烺心里打得门儿清：所谓“合理”，绝非随意定价，而是要精准拿捏各家的底线——既要让他们能拿得出银子，又不会让他们轻易放弃这些子弟。这些纨绔中，不少人并非勋贵嫡子，只是旁支子弟，若是索要过多，超过家族对他们的“价值评估”，家族很可能会为了保全核心利益而放弃他们，那样反而得不偿失；可若是索要过少，又达不到充实军饷的目的，还会让这些勋贵觉得“代价太小”，日后依旧纵容子弟作恶。
至于那七八个文官后代，包括顺天府尹李士祯的儿子李得水，朱慈烺统一索要五万两，这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文官家族虽不像勋贵那样有世袭爵位和大量田产，却多靠贪污受贿、经营商铺积累了不少财富，五万两银子对他们而言，虽不是小数目，却也能凑得出来。更重要的是，文官远比勋贵谨慎，他们深知崇祯皇帝对贪腐的厌恶，若是要价太高，他们即便拿得出银子，也会担心此事被皇帝知晓后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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