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研究历史的评论者，在提及明朝言官时，往往会不自觉地将其树立为正义的使者、道德的化身。细究其中缘由，或许是因为这些评论者多为文人，而明朝的言官群体，也基本由文人构成。“兔死狐悲，同类相怜”，出于这种天然的亲近感，他们在笔下难免会对言官留情，甚至有意拔高其形象，着力粉饰其行为。可若拨开历史的迷雾，深入剖析明朝言官的真实面貌，我们便不得不换一个视角，去审视这个被赋予了太多历史色彩，却也暗藏诸多阴暗面的群体。
明朝言官的阴暗面，或者说他们犯下的罪过，若用四个字来高度概括，便是“滥”“贪”“凶”“狠”。而在大明历代皇帝中，深受这“四宗罪”之害最深的，莫过于万历皇帝。虽说明朝在名义上亡于崇祯一朝，但实际上，早在万历年间，大明王朝就已病入膏肓，走向衰败的命运早已注定。而明朝这股死亡气息的不断加重，言官群体可谓“功不可没”。
在有明一朝，言官的权力范围之广，远超后世想象。他们可以纠弹、批判、攻击的对象，上至天子皇帝，中至文武群臣，下至黎民百姓，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他们可以发表言论的话题，更是宽泛到了极致。上至军国大事的优劣得失，下至日常衣食住行中的鸡毛蒜皮；无论是明面上的言谈举止，还是暗地里的闺阁秘事，都能被他们堂而皇之地当作弹劾的把柄。即便有些事从未发生过，他们也能依照“风闻奏事”的逻辑，进行无中生有的推理演绎，肆意揣测。总而言之，只要言官有想法、有“创意”，就没有什么是不能说、不能骂的。这种毫无边界的弹劾与批评，最终导致了言论泛滥成灾，也让整个朝堂陷入了无休止的争论与内耗之中。
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单从“评事”这一官职名称，就能看出他是正儿八经的言官。他曾给万历皇帝上了一道《酒色财气四箴疏》，奏疏中的措辞之激烈、态度之严厉，堪称古今罕见。几乎就是指着万历皇帝的鼻子破口大骂。在雒于仁的笔下，万历皇帝被描绘成了一个好色无度、贪婪无比、残暴不仁、昏聩无能到极点的君主，简直就是五毒俱全、毫无善处的人间败类、衣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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