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真司以为舒勒必有高论时，光头的瑞士学者却不慌不忙地继续吃着午饭，仿佛他对伯顿方才所说的事情完全不知情或根本不感兴趣。
“……所以呢？”
“我尝试了多种离开印度地区的办法，结果都失败了。而且，我的直觉告诉我，如果我打算用更加危险的非法手段逃离，我只会遇上更多的意外。”说着，伯顿把一张机票丢在了桌子上，“也许航班因为战争爆发而取消只是个巧合，但我下一次购买机票时说不定就会碰上空难了。”
“这是个好问题，伯顿。”舒勒一直等到伯顿说完了话才发言，“我这里也有两个选项供你选择：第一，你想要逃离的行为引发了更多的意外；第二，你的行为由于某些主客观因素的引导而恰好同特定的事件重叠。”
“这两个说法听上去其实……”岛田真司说到一半，脸色顿时剧变，“舒勒，你不会是认真的吧？”
有太多的疑问萦绕在岛田真司的心头，真正值得他在意的不是舒勒和伯顿所说的事实（或更多地是推测）而是两人不约而同地对这些事提高了关注度的时机。也许他们之前已经考虑过类似的风险，但那时大家想必都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忽略的。那么，又是什么导致舒勒认为必须重提旧事了？他不敢去想，也不敢去认真想。每个人都相信只要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当前的工作上就能够忽略掉那些他们迟早需要考虑的重大风险，他岛田真司也不例外。
房间里的异常寂静持续了约两分钟，还是伯顿首先打破了沉默，“咳，现在还不是讨论这些事的时候，舒勒。我的意思是，敌人通过【人民战士】和印度东北地区叛军设立在东孟加拉的分支组织来将他们的罪证转移到【我方】。所以，我们得在战争结束之前采取行动。”
简而言之，当他们的意图同孟加拉自由战士们的想法不谋而合时，彼得·伯顿就打算借刀杀人了。诚然，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误伤，但认为孟加拉人势必会在战争结束后用更大的力度把【人民战士】清除掉的伯顿并不会因此而有所动摇。几乎在达卡丢了性命的他有一百种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如果这样做之后还不能找到那些丢失的物资，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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