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仲裁员。他坐在中间。”
薛紫英没说话。煤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灯芯爆了个小火花。
苏砚从门框边走过来，拿起那份劳动合同。翻到最后一页，看着那些手印。“劳动者代表是他。仲裁员也是他。”
“程序上不违法。”陆时衍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二十年前的仲裁规则，允许职工推举代表。代表可以是任何人，包括后来担任仲裁员的人。只要他担任仲裁员时，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他辞去了代表职务，再担任仲裁员。程序上挑不出毛病。”
“但一百多个工人不知道。他们以为他一直是替他们说话的人。他们送他锦旗，把名字绣在上面。他们不知道他最后坐在中间。”苏砚把合同放下。
陆时衍继续翻文件。第三份，是贺铭远手写的一封信。信纸是那种老式的信笺，红格竖排。笔迹很工整，是常年写法律文书练出来的。每一个字的笔画都交代得清清楚楚。
“时衍：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这封信我写了很久。从你研二那年，我替你争回奖学金开始，我就在想，如果有天你要走，我该怎么留你。”
煤油灯的光照在信纸上，那些工整的字一个一个从黑暗里浮出来。
“我不善于留人。我这辈子，只会一种方式——让你欠我。你欠我越多，越走不了。奖学金是一个。后来还有。你进律所的名额，是我用一个人情换的。你赢的第一场大案子，对方律师是我老朋友，我让他让的。你每一步走得顺，都以为是自己本事。不是的。是我在下面垫了石头。”
陆时衍翻过一页。
“新华机械厂的案子，我让你替厂方打。不是因为厂方给的钱多。是因为我想让你知道，赢的滋味不好受。你赢了，一百多个工人哭了。你以为那是你的选择。不是的。是我替你选的。我要你手上沾一点他们的眼泪。沾了，你就跟我一样了。”
信纸在陆时衍手里微微抖动。不是手抖，是灯火的影子在抖。
“我这一生，当过很多次仲裁员。坐在中间，听两边说话。听到后来我发现，没有哪一边是完全对的。左边有理，右边也有理。左边有苦，右边也有苦。但裁决书上只能写一个结果。赢的全对，输的全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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