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样，比戴眼镜的时候年轻了好几岁，眉骨到鼻梁的线条干净利落。“她说，她是被自己叫来的。”
苏砚没听懂。
“她说，她在资本总部潜伏的那段时间，每天晚上都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法院门口，手里拿着那份录音，但法院的门是关着的，她怎么推都推不开。”陆时衍重新戴上眼镜，“她说她醒来之后就明白了。不是有人在挡她，是她自己挡着自己。她怕。怕站上去之后，她以前做的那些事就真的没脸再给自己找借口了。后来她说，怕也要站上去。因为如果是她当年的选择，间接害了你父亲，那她欠的就不只是我一个人。她还欠你。”
苏砚沉默了许久。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路灯亮了一排。面馆里又进来几个人，都是刚下班的白领，穿着衬衫西裤，领带松到胸口，点面的时候声音里还带着职场的惯性——短、急、不加修饰。但面一下肚，话就慢了，人也软了。
“我以前恨过很多人。”苏砚看着碗底剩下的一口汤，“恨过收购我爸公司的那些资本，恨过落井下石的同行，恨过那些在我最难的时候一句公道话都不肯说的看客。”她端起碗，把那口汤喝完，放下碗，“但我最恨的，是没有能力保护我爸的那个苏砚。那年她十岁，什么忙都帮不上，只能躲在门后面看着我爸在书房里哭。我爸是个特别硬的人，我这辈子就见过他哭那一次。”
陆时衍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他知道苏砚不需要安慰。她说这些话，不是求安抚，是终于可以说了。一个人藏了太久的秘密，就像一坛陈年的老酒，要么永远封着，要么一朝开封，香气四溢。
“今天开庭之后，”苏砚抬起头，眼尾弯起的弧度很浅，声音却稳了，“我忽然不恨那个十岁的苏砚了。她当时帮不上忙，但她记住了。记住了那些人的脸，记住了那些合同上的字，记住了她爸的眼泪。然后她用了二十年，变成了今天的苏砚。今天的苏砚——帮上了忙。”
说最后四个字的时候，她望着陆时衍的眼睛。陆时衍被这目光撞了一下。他打过几百场官司，在法庭上被几百个对手盯过。但这一次，他觉得自己的心跳漏了半拍。
“今天的苏砚——”他说，“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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