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
落地窗外的城市还在闪烁。那些灯光不知道照在多少人身上，不知道温暖了多少人，也不知道冷落了多少人。
“后来呢？”陆时衍问。
“后来钢琴还是被搬走了。所有的东西都被搬走了。我们搬进了一间出租屋，四十平米，三个人住。我爸妈睡卧室，我睡客厅。客厅的窗户对着另一栋楼的墙，什么都看不见。我妈每天早上五点起来给我做早饭，我爸白天出去找工作，晚上回来什么也不说，就坐在那张折叠桌旁边看我写作业。”
“他一直看到我写完，然后把我的作业本拿过去，从头到尾翻一遍。他看不懂，但他每一页都翻。翻完了，说一句‘字写得不错’，然后去睡觉。第二天早上五点，我妈又起来做早饭。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
陆时衍把手里的茶杯放下。
凉茶在杯壁上留下了一圈褐色的水渍。他看着那圈水渍，想起了自己的导师。那个在他法学院第一堂课上对他们说“法律是穷人的武器”的老人。那个在他毕业典礼上拍着他肩膀说“别给法大人丢脸”的长辈。那个十年前在苏砚父亲公司的破产案中，亲手销毁了关键证据的凶手。
“我爸后来开了一家小超市。”苏砚的声音还在继续，“在城北一个老小区门口，卖烟酒饮料零食。生意不好不坏，够过日子。他每天早上去进货，晚上盘账，周末也不休息。有一年春节，我大学放寒假回家，去超市帮他看店。来了一个老头，买了两瓶二锅头，付钱的时候盯着我爸看了半天，忽然说——”
苏砚的手指微微收紧。
“他说，你不是苏总吗？”
陆时衍的心被什么东西轻轻揪了一下。
“我爸笑了笑，说，认错人了。老头又看了他几眼，嘟囔了一句‘真像’，拿着酒走了。我爸站在柜台后面，脸上的笑一直没掉。一直没掉。”
她把“一直没掉”这四个字说了两遍。
陆时衍听懂了。
不是因为他聪明，是因为他也见过那种笑。他妈被工厂裁员那年，提着东西去找老同事帮忙，进门的时候脸上挂着的那种笑。他爸被拖欠工资那年，大年三十坐在饭桌前，举着酒杯说“明年会好的”时候的那种笑。
那种笑不是笑。
是一种把所有的委屈、愤怒、不甘都咽下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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