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呢？”
“我急。”苏砚抬起眼睛，看着他，“我等不了。从七岁那年开始，我就等不了了。”
书房里安静了。窗外的花园里，周牧之养的那几盆罗汉松修剪得整整齐齐，树干虬曲，针叶墨绿，像一群被驯化了的野兽蹲在盆里，披着一身永远不落的绿色。保姆在走廊里走动的声音传过来，拖鞋踩在地板上，一下一下，像钟摆。周牧之没有看苏砚。他看着窗外那几盆罗汉松，目光停在最老的那一盆上。那盆罗汉松跟了他快二十年了，树干上有一道很深的勒痕，是早年他用铁丝固定造型的时候留下来的。后来铁丝拆了，勒痕还在。树皮自己慢慢长，把勒痕包进去，从外面已经看不见了。但周牧之知道它还在。每次浇水的时候，每次修剪的时候，他的手摸过那个位置，都能感觉到树皮底下有一圈硬硬的东西。
“苏小姐，”他开口了，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你知道我为什么学法律吗？”
“不知道。”
“因为我家门口有一条河。”周牧之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一下，“我小时候，那条河上有一座独木桥。桥很窄，只能容一个人过。两个人迎面走到桥中间，必须有一个人退回去。退的那个人，裤脚会沾上河边烂泥，鞋会湿，回家要挨骂。不退的那个人，踩着桥就过去了，鞋底是干的，裤脚是干净的。我小时候长得瘦小，从来都是退的那一个。有一年冬天，桥上结了薄冰，我退的时候脚底一滑，掉进河里。河水不深，但冷，冷到骨头里。我爬上岸的时候，那个不退的人已经走到桥那头了。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就走了。”
苏砚看着他。他的头发已经白了大半，但梳得一丝不苟，鬓角修得整整齐齐。脸上的皱纹不算深，眉心有一道竖纹，是常年皱眉思考留下的。眼袋有些松弛，但眼睛还是亮的，是那种在书斋里泡了一辈子的人特有的亮——不是光，是被书香和墨汁浸透了的亮。
“后来我就想，我要做那个定桥的人。”周牧之说，“不定谁退谁进，定这座桥应该怎么修。修宽了，两个人并肩都能过；修窄了，就只能有一个人过。但不管修宽修窄，总得有个规矩。没有规矩，每来两个人都要在桥中间对峙一次，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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