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发烧。”陆时衍说，“必须马上送医院。”
老周摇头。
“不……不能去医院。”他喘着气说，“他们……他们的人在医院门口守着。我一去，就……就被抓了。”
“谁的人？”
“那个律师。”老周看向陆时衍，眼睛里有一丝复杂的情绪，“你师父的人。”
陆时衍沉默了。
老周继续说：“我躲了二十年……二十年。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不用手机，不跟任何人联系。我以为……以为他们早就忘了。没想到……”
他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整个人都在发抖。
苏砚扶住他，轻轻拍他的背。
“老周，东西呢？”
老周抬起头，看着她。
那浑浊的眼睛里，忽然有了光。
“你……你知道我有什么？”
“我知道。”苏砚说，“我爸出事那晚，你在他办公室。第二天，你就消失了。你带走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那东西，能让他们死。”
老周盯着她看了很久。
然后他笑了。
那笑容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他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
一个笔记本。
很旧，很破，封皮已经磨损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纸张发黄，边角卷起，像是被翻过无数遍。
老周把它递给苏砚，手抖得厉害。
“这……这是你爸的账本。”
苏砚接过来，翻开。
第一页，是她父亲的字迹——她认得，那种刚劲有力的字体，小时候父亲教她写字时，一笔一划写得极慢，极认真。
账本上记录的不是账。
是证据。
每一笔资金的去向，每一个合作方的背景，每一次被刁难的细节。还有——那个律师的名字，那个资本大鳄的名字，那个设局的日期，那个毁灭一切的夜晚。
苏砚一页一页翻着，手开始发抖。
二十年前的那个夜晚，她只有十二岁。
她记得父亲回家时的表情，那种她从未见过的疲惫和绝望。她记得母亲抱着她哭，说“没事的，会没事的”。她记得后来那些日子，公司没了，房子没了，朋友没了，父亲一病不起，三年后就走了。
她一直以为，那是商业失败。
她一直以为，父亲是经营不善，被人骗了。
现在她知道——
不是。
那是谋杀。
用法律当刀，用资本当枪，把父亲的公司，把父亲的尊严，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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