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的解宝华刚刚升任秘书长，风头正劲。而他常军仁只是一个刚调来的组织部副部长，手里有这三条记录已经很冒险了。他把本子锁进抽屉，对自己说，等时机成熟。
这一等，就是六年。
现在时机成熟了吗？常军仁不知道。他只知道一件事——买家峻躺在医院里，老黄躺在太平间里。六年前他选择等，六年后的今天，他不想再等了。
有人敲门。
两下，很轻。轻得像是猫在挠门。
常军仁把本子锁回抽屉，说了声“请进”。
进门的是韦伯仁。
这位市委一秘今天的状态很不好。领带歪了，领口松了一颗扣子，眼泡浮肿，像是一夜没睡。他站在门口，既不进来，也不说话，就那么站着，像一根被风吹歪了的电线杆。
“老韦？”常军仁皱了皱眉，“这么晚了，你还没回去？”
韦伯仁走进来，在常军仁对面坐下。他没有回答常军仁的问题，而是盯着桌上那份档案。档案的封面上，“解宝华”三个字在台灯下格外醒目。
韦伯仁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
“老常。”他的声音沙哑，“你也在查他。”
常军仁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他给韦伯仁倒了一杯水，韦伯仁没有喝，只是把杯子握在手里，两只手紧紧攥着，像攥着一根救命稻草。
“我昨天晚上去过医院。”韦伯仁说。
“我知道。”
“我哭了。”
“我也知道。”
韦伯仁抬起头来，眼睛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像一个溺水的人，看见了岸上伸下来的手，可那手太远了，他不知道够不够得着。
“我的眼泪是假的。”他说。
常军仁没有说话。
韦伯仁忽然笑了。那笑容很难看，比哭还难看。“我到医院之前，解宝华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小韦，你去看看买书记，一定要哭，哭得真一点。市委一秘去看望因公负伤的领导，不哭不像话。”
他攥着杯子的手在发抖。
“我去了。我哭了。我哭的时候，心里头想的不是买书记的伤，是我自己。我想到我在这栋楼里干了八年，天天给人端茶倒水写讲话稿。解宝华的讲话稿，谢宝华的讲话稿，所有人的讲话稿。写得不好挨骂，写得好没人夸。我活得像一条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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